《台湾通史》史卷二十

史卷二十

臺南連橫雅堂撰糧運志連橫曰：臺灣為宇內奧區，土沃宜稻。初闢之時，一歲三熟，故民無饑患。鄭氏養兵七十有二鎮，諮議參軍陳永華乃申屯田之制，以足兵食。又能以其有餘，供給漳、泉，以取其利，故國用無匱。清人得臺，分駐戍兵皆調自福建，三年一換，乃賦其穀曰正供，以備福建兵糈。凡商船赴臺貿易者，須領照，準其樑頭，配載米穀，謂之臺運，其事由廈門海防同知司之。福建水陸官兵五十營，與駐防旗兵不下十萬，歲徵糧米，唯延平、建寧、邵武、汀州、興化五府產米之區，足給兵食；而福州、福寧、泉州、漳州四府則兵多米少，協濟猶不足，半給折色。督標金廈、漳鎮、銅山、雲霄、龍巖、南澳諸營，且有全折者。雍正間，先後奏請半支本色，以臺灣額徵供粟內撥運，謂之兵米。嗣增戍臺兵眷米，亦以臺穀運給。於是臺灣歲運福建兵眷米穀八萬五千二百九十七石，遇閏加運四千二百九十八石。乾隆十一年，巡撫周學健奏定分配商船，運赴各倉。此臺運之由來也。

　　臺灣商船，皆漳、泉富民所造，渡海貿易，以博贏利。一時商務繁盛，故皆急公樂運。自五十九年水災之後，械鬥又起，續以蔡牽之亂，騷擾海上，軍興幾二十載，漳、泉之民困焉，臺灣亦然。百貨蕭條，泛海日少，於是臺穀不能時運。而福建兵糈孔亟，廳縣皆借用備儲，而倉穀空矣。商船大者載貨六、七千石，小亦二、三千石。定例樑頭寬二丈以上者配運一百八十石，一丈六尺以上者一百三十石，石給運費六分六釐。初無所苦，既而倉吏多方挑剔，遷延時日，而民貨一石運費三錢，或至六錢，多於官運者數十倍。夫誰肯樂為哉？且臺船載貨，多赴寧波、上海、膠州、天津，遠至盛京，然後還閩。往返數月，官穀在艙久，懼海氣蒸變，倉吏不收，故多私易銀買貨，其還也亦折色交倉。不可，乃買穀以應。官吏特以為利，久之遂成陋規，如江、浙之漕焉。嘉慶十四年，總督方維甸以臺穀積滯，奏開八里岔港，與鹿耳門、鹿港一律配運。於是鹿耳門應運四萬九千餘石，鹿港二萬二千餘石，八里岔一萬四千餘石。　　初，部議按照樑頭，每船配運自一百石至三百石而止。乾隆三十七年，詳定糖船應配百六十石，橫洋船八十石。四十八年，又奉部議逢閏加運。及開二口之後，議定鹿耳門糖船配三百六十石，橫洋船百八十石；鹿港之廈船亦百八十石，蚶江船百四十石，蓋以蚶船較小，而八里坌漁船之渡海者，亦令配運，自三十石以至八十石。然有司奉行不謹，商人又巧為規避，而臺穀之積滯猶故也。十六年，總督汪志伊奏請自運，飭廈門、蚶江兩廳封僱商船二十艘，每艘各載一、二千石，照例給費。每石別給銀二分，派丞倅、游守各一員監運，以三回運歸十萬石。二十二年，復僱運七萬。商人雖勉強應命，而臺灣一聞專運，米價躍貴，民食被害。彰化知縣楊桂森議請改徵折色，奏罷臺運。省議不可。鹿港盧允霞聞之曰：「此奇貨也」！謂所善商人：「我能革陋規」！眾信之，以為謀主。設館，徵各船戶錢為訟費；然郡中及泉、廈商船未從也。二十五年，巡道葉世倬至鹿港，諗商困，歸欲革之，議造官船自運，以語臺灣縣姚瑩。瑩曰：「未可，臺穀歲十萬石，舟以二千為率，當用五十艘。一艘以五千為率，當費二十五萬圓。弁兵、管駕、舵工、水手每舟不下數十人，歲費又數萬圓。海舟駕駛，三年一修，費又數萬。而重洋風濤不測，一有沉失，舟穀兩亡。是漕艘之外，又增國家一病也」。世倬疑其有私。及為巡撫，力持前說，未及改制而去。已而趙慎軫、孫爾準為督撫，患商運不前，命臺灣府方傳穟籌之。傳穟以鹿港口門淤淺，商舶不至，道光四年，乃開五條港以利出入。而是年奉旨運米十四萬石至天津，免配兵穀者六十艘，配運之船益少。傳穟曰：「今雖極力疏通，不足運本年之額。計來歲積欠當十萬以上，勢又必需僱運，然非善策也。重洋險阻，歲有漂沉。平時配運祗百餘石，糖市倍之。失水責償，為數無多，故行之可久。若僱船專運，每船何止十倍。設有不虞，官商難賠。雖前已三次行之，而未可恃也。昔時商本豐厚，船料堅固；今則商船薄小，沉碎較多。民間買貨千石，猶必分寄數船，以防意外。而官穀豈可不重乎？積穀十三萬，用船六、七十艘。廈、蚶二廳僱撥，當為四起，或五、六起。每起必有文武正副委員護送，弁兵供應犒賞，取諸四縣，賠累已甚；而內地各倉，既失商運之利，則必多所挑駁。此累之在官也。官穀運費，每石六分六釐，較之民貨，僅為十分之二；每船以二千石為率，船戶僅得運銀一百餘兩，不敷費用。其船本及修整蓬索、桅碇之需，皆於何出？每逢僱運，行商及通港之船，皆科派津貼，而商戶仍不免賠。此累之在商也。臺灣三口，來往商船祗有此數；既運積穀，則明年新穀必有短配。是疏積欠，反增新欠，亦非計之得者。況臺地近年米貴，一聞專運，市價忽騰。是官商既病，復以病民。計唯有漸停新穀，折色支放。請飭廳縣查明積穀，照舊配運。其新穀悉易銀，按中平市價，每石折番銀一圓三角，分四季解至內地。有穀廳縣領回，折放兵食。內地番銀一圓可易制錢八百餘文，以二穀一米計之，每米一斗可折放制錢二百文。俟積穀運竣，仍配新穀。再有屯積，亦可仿此而行，則免僱運之害，而臺之積穀可清，內地之倉儲可補矣」。慎軫韙之，而水師提督許松年以為不可。適盧允霞入京上控，求罷商運。事下督撫議。司道乃採楊桂森之說，停止商運，請臺地供粟，半折本色，以給臺營，半收折色，每穀一石徵銀一兩二錢，以給內營。即全數抵臺灣兵餉，可免一領一解之煩，每年又可省運費六千餘兩。慎軫曰：「閩省漳、泉諸府，負山環海，田少民多，出米不敷民食。臺地產米之區，故令徵收本色，運給內營兵糈。原以臺地之有餘，濟內營之不足。今如改解折色，已失立法之意。臺郡各屬徵收供粟，向無半本、半折之例。方守所議暫解折色一年，猶屬一時權宜之計，尚可由官酌辦。若改徵半折，則臺民有穀之家較多，紛紛糶穀完銀，必有平水火耗之加，更滋流弊。是利商以病民也。更易舊章，未可草率，其再議之」。於是臺灣道孔昭虔、臺灣府方傳穟，臺防同知杜邵祁、鹿港同知鄧傳安、淡水同知吳性誠、臺灣縣李慎彝、嘉義縣王衍慶會議，皆謂商運不可罷。臺人聞將改折，大譁，紳士咸曰：「民間完納正供，已百餘年。雖今昔情形不同，私有折色，亦皆按時價之低昂，無有一定。若改徵折色，每穀一石徵銀一兩二錢，轉成定例。行之日久，勢必又有加徵。平水火耗，受累更深。且臺民市易皆用番餅，並無紋銀，全賴每年兵餉散布民間。紋番兩便，故錢價得平。若大餉永停，則紋銀斷絕，番餅增昂，必致民商兩病。大不便」。爾準亦以改折抵餉之說，密訪於傳穟。傳穟復書曰：「今之紛紛言商病者，皆務虛名，未計其實。商船往來臺洋一次，販貨之獲利，與船戶之水腳，所得凡數千金。以數千石之船，而僅運百餘石之官穀，復給以每石六分有奇之運費，國家恤商，可謂厚矣。何病之有？所謂病者，有司之陋規爾。有國法在，罪之可也，裁之可也。若改易舊章，設有他弊，又何以處之？自古無不弊之法，利之所在，弊即生焉。苟鑒於末流，遂並亡其本，是為因噎廢食，烏可不察？夫商船運穀，雖以養兵，其端原於正供。臺地產穀之區，頗艱銀貨，故昔人因地定賦，有供粟而無地丁。雖有勻丁雜稅，為數無幾。而漳、泉、福州兵民繁庶，產穀不足，故以有易無，運臺穀以濟各地之兵糈，發帑金以給全臺之兵餉。各得其所，民便久矣。雖近時臺屬正供不無折收，內地兵米不無折放，船戶運穀不無折交，然名存法在。每有需穀之時，猶可立備。一經改制，則內地永無得穀之期，臺地永無見銀之日。一旦需用，反費周章。其不便者一。臺屬貿易俱用番餅，官民收用紋銀，皆仰給於臺餉。給兵之後，散布民間，舍此則海外紋銀斷絕矣。其不便者二。全臺兵餉歲發銀二十一萬一千有奇，逢閏發銀二十二萬六千有奇，又加餉銀六萬七千有奇。臺屬額徵鹽課、叛產、官莊雜項錢糧捐款，盡數劃扣。歷年司中尚應發銀十四、五萬有奇。今以通臺運穀折價，即使年清無欠，裁十萬爾，不足抵大餉之數。設歲又歉收，民欠積累，立形支絀。海外兵餉攸關，貽誤匪細。其不便者三。自古三代不廢力役之征，國有徵發，里出車徒馬牛惟所用。唐定租庸調之法，史猶稱善。蓋軍國之需，不能不資民力，匪特賴以濟事也，亦陰以維持上下，使民知趨事赴功、尊君親上之義，故民安其分而忘其勞。今西北直省猶有車馬差徭，故其民情愿樸，以奉公為分所應爾。東南諸省民俗澆偷，一切便民，猶謗其上者，不知分與義也。海船無他徭役，官使往來，皆予僱值。獨過臺配載軍士，回棹配載運穀，此二事尚有奉公之意爾。然亦有水腳之給。雖稍有賠費，亦由船戶自圖巧利，為口員、胥吏之所挾持，遂成陋規，非無故而致也。若裁去運穀，則商船自此不識奉公之義。設一旦有意外之徵發，反興嗟怨，以為不當役使之意。履霜堅冰，由來有漸。其不便者四。盧允霞一無賴訟棍爾。昔嘗以唆訟擬遣，逢恩赦歸。又盤踞鹿港，煽惑商民。假控革陋規之名，設立公館，每船抽費數十。是以奸民暴斂也。各商船戶唯泉郊數人稍稍附之，餘皆已悟其奸，有赴廳控其假公者。此前歲鄧丞所以往毀其館也。彼挾此恨，又為眾船戶所歸尤，故冒死叩閽，以塞眾人之責。始因斂費而控陋規，繼因陋規而陳改制。是以一奸民而敢橫議，變亂祖宗成法矣。雖停罷商運之議，啟自楊桂森，然桂森之議，昔已不行。今則因盧允霞之控而行之，是奸民舞智，反優於邑令之建言也。其不便者五。州縣親民之官，必使有力辦公，乃可不形竭蹶。臺穀陋規，不但內地各屬賴之，即臺屬廳縣亦有折半徵收之利。每穀一石折收番銀二圓，或一圓八角，可當紋銀一兩四錢，或二、三錢。今使以半折抵給臺餉，則官無絲毫餘羨，而廳縣從此大困矣。海外經費無一不倍內地，幕友脩金歲常四、五千圓，捐賠之款又一、二千兩。廉俸無幾，何以供之，非盡為私肥之計也。其不便者六。雖有廉吏，亦必俾能自給，然後不侵國帑，不朘民膏。陋規既盡，勢必虧空倉庫。否則詞訟案牘，掊克贓私，民間受禍更烈，海外隱憂自此深矣。其不便者七。夫病商之弊，其實猶小；若以便商之故，而病官與民，因以病國，則害更巨。古之為政者，利均則權之以義，害均則權之以大小輕重，不可不謹也」。爾準納之。慎軫亦與書傳穟曰：「此閱陳議，所見正同。事關國制，不可不盡言。然已違眾議，不能商運」。傳穟所云運舊停新之策，亦遂置之，明年仍僱運焉。傳穟復議停運眷米，每米一石抵與紋銀一兩。藩司於臺餉扣發，臺屬以折色納府，抵大餉焉。是時慎軫已去閩，議雖暫行，未及咨奏，傳穟亦改調矣。道光七年，議定不計樑頭之大小、船之名目，凡廈船配穀百五十石，蚶船大者百石、小者八十石，橫洋船百八十石，糖船三百六十石。務欲以清積滯，而積滯猶如故也。於是奏請折色，自是年起，每石易紋銀一兩，令各兵眷自行買米，商船便之。

　　倉儲倉儲之制，倣於成周；所以充兵糈，裕民食，而平市價也。漢時始建常平倉，由官主之。穀賤則糴，穀貴則出，以時調劑，故曰常平。唐時又設義倉，則由官民合置，以備凶年之需。及宋朱熹復立社倉之法，後世行之，民以稱便。臺灣為宇內奧區，土田肥美，一歲三熟，以其有餘，供給福建，漳泉之民賴焉。鄭氏之時，曾建天興、萬年二倉，其址猶存。歸清以後，各縣增設。一曰文倉，儲供穀也；前時正供多完本色，故以此收之，或時以撥平糶。一曰武倉，備兵糧也；戍臺之兵按月發米，故以此存之。一曰義倉，官民捐設。而人民之自建者曰社倉。大清會典曰：「凡民間收穫時，隨其所贏，聽出粟麥，建倉貯之，以備鄉里借貸，謂之社倉。公舉殷實有行誼者一人為社長，能書者一人副之。按保甲印牌，有習業而貧者，春夏貸米於倉，秋冬大熟，加一以償。中歲則捐其息之半，下歲免息。社長、社副執簿檢校，歲以穀數呈官，經理出納，惟民所便，官不得以法繩之。豐年勸捐社穀，在順民情，禁吏抑派。有好義能捐十石至百石以上者，旌獎有差。社長、社副經理有方，亦按年給賞。制甚善也。又有番社倉，以貯熟番口糧，制略同。康熙四十三年，議定福建倉穀存留發糶之數，各州縣照額存留。而常平之穀，則依時價悉糶。唯臺灣孤懸海外，現在捐穀八千六百餘石，常平倉穀十一萬餘石，每縣照例應存之額，餘悉發市易銀，以備荒年賑濟。又臺、鳳、諸三縣所存供穀，現有七十餘萬石，為數既多，積久易腐，應留二十萬石，以供三載兵糈，餘亦悉賣，充為兵餉。雍正四年，議定臺灣歲運福建平糶之米五萬石外，別以正項購運十萬石，分儲沿海各處。若臺灣年豐，可酌情形加運」。七年，總督高其倬奏言：「臺灣之穀，祗可存備全臺及金、廈兩處兵糈。若漳、泉平糶之米，請將官莊之款採辦」。從之。乾隆十一年，省議以福、興、漳、泉之米，不能不藉資臺灣。而臺灣歲有豐歉，又不能不豫為籌備。乃定臺灣各廳縣買穀四十萬石，永為定例，存儲臺倉。如逢福建乏糧之時，撥往接濟，即以藩庫之款，發還買補。越二年，議定福建常平積穀之數，而臺灣應存四十萬石。夫臺灣為出穀之地，拓地日廣，收成愈多。非遇兵燹、水旱之災，粒食無缺。即有其災，而人民尚義，業戶輒出平糶，樂善之士亦多捐賑，故無道饉之慘。道光十七年，淡水同知婁雲又勸各莊合設社倉，眾多踴躍，後先設立。而正供以改徵折色之故，其後又裁班兵，文武各倉，遂多虛設，漸就傾塌。唯義倉尚存，今舉其所知者，著於表。

　　臺灣官倉表臺灣府倉：一在府治鎮北坊縣署左，計七十六間；一在東安坊舊縣署右，計三十七間。儲穀二十萬石；其不足額則由臺、鳳、諸三縣撥倉收存。　　臺灣縣倉：一在舊縣署左，計五十七間；一在縣署右，計十四間；一在安平鎮，計二間；一在羅漢門，計三間。儲穀三萬石。又有監倉在縣署左，計二十間，乾隆二十四年奉文建。

　　鳳山縣倉：一在府治錢局，計二十八間；一在東安坊，計二十一間；一在大埔街，計二十間；一在安平鎮，計二十五間；一在舊縣治，計八間。乾隆五十四年，知縣常明修，儲穀五萬石。又監倉在舊縣治倉後，計五間，乾隆二十四年建。

　　嘉義縣倉：一在府治東安坊，計一百三十六間；一在縣治，計八十間；一在笨港，計一百零九間；一在斗六門，計九間。乾隆五十五年，知縣單瑞龍修。儲穀五萬石。監倉未建。

　　彰化縣倉：一在縣治半線堡，計十五間，康熙五十四年，諸羅知縣周鍾瑄建，以儲半線至竹塹兵米，則武倉也。雍正二年，移歸彰化縣。嘉慶十六年，知縣楊桂森改建城內。一在鹿港米市街，計十六間；一在貓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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