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新元史》卷一百七十·列传第六十七
卷一百七十·列传第六十七
许衡 师敬 刘因 吴澄 当
许衡，字仲平，怀州河内人。生有异禀，与群儿嬉，即立进退周旋之节，群儿莫敢犯。年七、八岁，受学于塾师，凡三易师，所授书辄不忘。其师辞于父母曰：“此儿颖悟非常，他日必有过人者，吾非其师也。”有道士款其门，谓父母曰：“此儿气骨不凡，当谨视之，异日名冠天下，富贵不足道也。”金末，徭役繁举，衡从其舅受吏事。久之，以应办宣宗山陵，州县追呼旁午，衡叹曰：“民不聊生，欲督责以自免，吾不为也！遂不复诣县，决意求学。父母以世乱，欲衡习占候之术，为避难计。于日者家见《尚书》疏，乃就宿其家手录之。由是知考示古学，一言一行，必质于书，时人亦稍从受学焉。
未几，避乱于徂徕山，转徙大名。时窦默以经术得名，见衡敬礼之，相遇则危坐终日，出入于经史百家之说，互相难问。姚枢以首学自任，闻衡苦学力行，过大名访之。枢隐居苏门山，传伊、洛之学于赵复，衡至苏门，见枢，得伊川《易传》，朱子《论孟集注》、《中庸大学章句》、或问、小学诸书，乃手写以归，谓学徒曰：“昔所授殊孟浪，今始闻进学之序。若必欲相从，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，从事于小学，洒扫应对，以为进德之阶。”乃悉取旧书焚之，使门人自小学入。衡以身先之，家贫躬耕自养，年不熟则食糠茹菜，处之泰然。枢应世祖聘，衡独处苏门，始有任道之意。
及枢为劝农使，荐衡于世祖，以为京兆提学。世祖南征，衡复归怀州。
中统元年，召衡赴上都。入见，帝问所学，曰：“孔子。”问所长，曰：“虚名无实，误达圣听。”问科举之学曰：“不能。”帝曰：“卿言务实，科举之学虚诞，朕所不取也。”明年三月，复召至上都。时王文统秉政，深忌枢、默等，疑衡附和之。五月，奏以枢为太子太师，太子太傅，衡太子太保，阳尊之，实不欲其侍左右。默以屡言文统不中，欲倚东宫避之。衡以为不可，且曰：“礼，师傅与太子位东西向，师傅坐，太子乃坐。公等能为此事否？不然，是师道自我而亡也。”枢然之，与默等怀制立殿下，五辞乃免。孜授衡国子祭酒，既拜命。复以疾辞。九月，得请归，仍奉敕教授怀孟路弟子。
三年九月，召至大都。中书左丞张文谦见衡，请执弟子礼，衡拒之。文廉数忤幸臣，被谴责，请教于衡。衡贻书，教以存诚克己之学。至元元年，恳请返怀州，帝许之。六月，迅雷起于堂下，从者皆惊仆，衡独不为动。二年，帝复征之。衡至上都，即奏震雷之罚，不当入觐。帝不许。十二月，敕入中书省议事，衡以疾辞。丞相发童素慕衡名，谒于行馆，及还，谓左右曰：“若辈自谓相去几何？盖什百而千万也，是岂缯缴之可及哉！”
三年春，召至檀州。敕谕衡曰：“窦汉卿独言王文统，当时汝何不言？岂孔子之教，使汝如量乎？抑汝不遵孔子之教乎？往者不咎，今后毋然。省中事前虽命汝，汝意犹未悉。今再命汝。汝之名分，其斟酌在我。国事所以无失，百姓所以得安，其谟猷在汝，正当黾勉从事，毋负平生所学。安童尚幼，未更事，汝基辅导之。”衡对曰：“圣人之道至大且远。臣平生虽读其书，所得甚浅。既承特命，原罄所知。安童聪明有执守，告以古人言语，悉能领解。但虑中有人问之，则难行矣。”是年夏，分省至上都，衡疏陈五事：
其一曰：自古立国，有大规模。规模既定，然后治功可期。昔子产相衰周之列国，孔明治西蜀之一隅，且有定论，终身由之；而堂堂天下，可无一定之制哉？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，必行汉法乃可长久。故后魏十六帝，百七十年，辽九帝，二百有八年；金九帝，百二十年，皆历年最多。其他不行汉法，如刘、石、姚、符、慕容、赫连等，专尚威劫持卤莽，皆不过二三十年而倾败相继。夫陆行宜车，水行宜舟，反之则不能行。幽燕食寒。蜀汉食热，反之则必有变。以是论之，国家既自朔漠入中原，居汉地，主汉民，其当用汉法无疑也。然万世国俗，累朝勋旧，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，改就亡国之俗，其势有甚难者。夫寒之与暑，固为不同。然寒之变暑也，始于微温，而热，而暑，积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尽。暑之变寒，其势亦然，是亦积渐之验也。苟能渐之摩之，待以岁月，心坚而确，事易而常，未有不可变者。以北方之俗，改用中国之法，非三十年不可成功。在昔平金之日，即当议此，顾乃迁延岁月，养成尾大之势。祖宗失其机于前，陛下继其难于后。虽曰守成，实同创始，规模又难于曩时。惟亟亟讲求得失而法戒之，不杂小人，不责近效，不恤流言，则周、汉不难复，辽、金不难跞也。
其二曰：“天下之务，萃于中书，不胜其烦，然大要用人、立法而已。人之贤否，未知其详，固不可遽用。若或已知其为君子，为小人，而复迟疑两可，莫决进退，用君子巩其迂，阔用小人冀收其捷效，是徒曰知人，而实不能用人，亦何益哉！人莫不饮食也，独膳夫能调五味之和：莫不睹日月也，独星官能步亏食之数。今里巷之谈，动以古为诟戏，不知今日口之所食，身之所衣，孰非古人遗法。岂天下之大，国家之重，而独无必然之成法乎？夫治人者法，守法者人。人法相维，上安下顺，而君相不劳。
今立法用人，纵未能遽如古昔，然巳仕者当给俸以养其廉，未仕者当宽立条格，俾就叙用，则失职之怨少可舒矣。外设监司以察污滥，内专吏部以定资历，则非分之求渐可息矣。再任三任，抑高举下，则人才爵位略可平矣。至于贵家之世袭，品官之任子，版籍之数，续当议之，说不可缓也。
其三曰；为君当知为君之难。盖上天为下民作之君师，非以安佚娱之，乃以至难任之也。古帝明王，莫不兢兢业业，岂故为自苦哉！诚深知为君之难，则有一息，不敢暇逸者。请言其要。
曰践言难。知人难，用贤难，去邪难，得人心难，合天意难，何者？人君不患出言之难，而患践言之难。知践言之难，则其出言不容不慎。一日，二日，万几，人君以一身一心临断之，欲言之无失，岂易得哉！故有昔之所言，而今日忘之者，今之所命，而后日违之者，可否异同，纷更变易，纪纲不得布，法度不得立，臣下无所持循。此无他，至难之地不以难处，而以易处故也。苟从《大学》之道，以修身为本，凡一言一行，必求其所当然，不牵于爱憎，不激于喜怒，虚心端意，而审外之，鲜有不中者。奈何为上多乐郐肆，为下多事容悦。夫私心盛，则不畏人，欲心盛，则不畏天。以不畏天、不畏人之心，所日务者皆快心之事，则口欲言而言，身欲动而动，又安肯兢兢业业，熟思而审处之利？此人君践言之难，又难于在下之人也。
人之情伪有易有险，险者难知，易者易知。且又有众寡之分焉。寡则易知，众则难知，故在上难于知下，而在下易于知上。处难知之地，御难之之人，欲其不见欺也难矣。人君处亿兆之上，操予夺进退赏罚生杀之权，不幸见欺，则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，其害可胜既乎？人君惟无喜怒也，有喜怒，则赞其喜以市恩，鼓其怒以张势，人君惟无爱憎也，有爱憎，则假其爱以济私，藉其憎以复怨。其至本无喜也，诳之使喜，本无怒也，激之使怒，本不足爱也，而誉之使爱，本无可憎也，短之使憎。若是，则进者未必君子，退者未必小人，予者未必有功，夺者未必有罪，赏罚生杀，鲜得其正。人君不司其受欺也，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，患尚可言邪？大抵人君以知人为贵，以用人为急，用得其人，则无事于防。既不出此，则所近者争进之人耳，好利之人耳，无耻之人耳。彼挟许用术，投间抵隙，以蛊君心，欲防其欺，虽尧、舜不能也。此知人之难也。
能知贤则必任贤。贤者以公为心，以爱为心，不为利回，不为势屈，置之周行，则庶事行其正，天下被其泽，其于人国，重固如此也。然其人必难进易退，轻利重义。人君虽或知之而召之命之，泛如厮养，贤者有不屑也。虽或接之以貌，待之以礼，然而言不见用，贤者不处也。或用其言而复使小人参之，责小利，期近效，有用贤之名，无用贤之实，贤者亦岂肯尸位素餐以取讥天下后世哉！且贤不惟难进也，而又难合。人君处崇高之地，大抵乐闻人过，而不乐闻己过，务快己心，而不务快民心，贤者欲匡而正之，扶而安之，如尧、舜而后已，故其势恒难合。况奸邪佞幸，丑正恶直，肆为诋毁，多方以陷之，将见罪戾之不免，又可望事得其正，而天下被其泽邪！此任贤之难也。
奸邪之人，其心险，其术巧。惟险，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，惟巧，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。其谄似恭，其讦似直，其欺似可信，其佞似可近。势在近习，则结近习，势在宫闱，则媚宫闱。或以甘言诱人于过，而后发之，以示其无党，务窥人君之喜怒而凶合之，窃其势以立己之威，结其爱以济己之欲，爱隆于上，威擅于下，大臣不敢议，近亲不敢言，毒被天下，而上莫之知。所谓城社鼠而求去之，固已难矣。然此犹人社之不知者也。至若宇文士及之佞，太宗灼见其情而不能斥，李林甫妒贤嫉能，明皇洞见其奸而不能退。邪之惑人，有如此者，可不畏哉！此去邪之难也。
夫上以诚爱下，下以忠报上，感应之理则然，禹抑洪水以救民，启又能敬承继禹之道，其泽深矣，一傅而太康失道，则万姓仇怨而去者，何邪？汉高帝起布衣，天下景从，荥阳之难，纪信至捐生以赴急，则人心之归可见矣。及天下已定，而沙中有谋反者，又何邪？非戴上之心，有时忽变，特由使之失望，使之不平，然后怨怒生焉。禹、启爱民如赤子，而太康逸豫以灭德，是以失望。汉高以宽仁得天下，及其已定，乃以爱憎行诛堂，是以不平。古今人君，凡有恩泽于民，而民怨且怒者，皆类此也。人君有位之初，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，既而实不能副，故怨生焉。等人臣耳，无大相远，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，则其薄者已觖望，况于薄有功而厚有罪，人得不愤于心邪？得人心之道，不在于要结，而在于修身。诚使一言一动，必可为天下之法，一赏一罚，必求合天下之公，则亿兆之心，将不求自得，又岂有失望不平之累哉！此得人心之难也。
三代而下称盛治者，无如汉之文、景，然考之当时，天象数变，山崩地震未易遽数，是将小则有水旱之灾，大则有乱亡之应。而文、景克承天心，一以养民为务，今年劝农桑，明年减田租，恳受如此，是以民心洽而和气应。臣窃见前年秋孛出西方，彗出东方，去年冬彗见东方，复见西方，议者谓当除旧布新，以应天变。臣以为曷若直法文、景恭俭爱民，为本原之治。《书》曰：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”以是论之，则天之道恒在于下，恒在于不足也。君人者，不求之下，而求之高，不求之不足，而求之有余，斯其所以召天变也。其变已生，其象已著，乖戾之几已萌，犹且因仍故习，抑其下而损其不足，谓之合天，不亦难乎？
此六者，皆难之目也。举其要，则修德、用贤、爱民三者而已。此谓治本。本立，则纪纲可布，法度可行，治功可必。否则爱恶相攻，善恶交病，生民不免于水火，以是为治，万不能也。
其四曰：“农桑学校，治法之大纲也，古之贤君，莫如尧、舜，贤臣莫如稷、契。亦不过播百谷以厚民生，敷五教以善民心，此教养之道，民可使富，兵可使强，人才可使盛，国势可使重，必然之理也。今国家徒知敛财之巧，而不知生财之由，徒知防人之欺，而不知养人之善，徒患法令之难行，而不患法无可行之地。诚能优重农民，勿扰勿害，驱游惰之人归之南亩，课之种艺，恳喻而督行之，十年已后，仓廪之积，当非今日之比矣。自都邑而至州县，皆设学校，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，皆入于学，以明修己治人之要道，十年已后，人材之盛、风俗之美，又非今日之比矣。二纲既张，万目斯举，否则富强之效皆不可期也。
其五曰：天下所以一者，民志定，则士安于士，农安于农，工商安于为工商，而后在上之人始安如泰山。今民不安于白屋，必求禄仕；仕不安于卑位，必求尊荣。四方万里，辐辏并进，各怀无耻之心，在上之人可不为寒心哉！臣闻取天下者尚勇敢，守天下者尚退让。各有其宜，不可不审。然欲民志之定者，必先定君志。君志之定，莫如慎喜怒，而修号令。古之帝王潜心恭默，不易喜怒，其未发也，虽至近莫能知其发也，虽至亲莫能移，喜怒发必中节，是以号令简而无悔也。
书奏，帝嘉纳之，衡多病，帝听五日一至省，时赐尚方名药美酒。四年，乃听其归。五年，复召见。
六年，命与太常卿徐世隆定朝仪。又诏与太保刘秉忠、左丞张文定官制。衡历改古今分并统属之序，定为图。七年，奏上之。
未几，阿合马为中书省平章政事，领尚书闪部事，势倾朝野，一时在臣多附之。衡每与之议，必正言不少让，已而其子又有佥枢密院之命，衡独执议曰：“国家事权，兵民财三者而巳。今其父典民与财，子又典兵，不可。彼虽不反，此反道也。”阿合马面质衡曰：“汝何言吾反，汝实反耳。人所嗜好，权势、爵禄、声色，汝皆不好，惟欲得人心，非反而何？”衡曰：“王平章不好权势、爵禄耶？何以反？”阿合马衔之，亟荐稀宜在中书，欲中以事。俄除左丞，衡屡入辞，帝命左右掖出之。从幸上京，复论列阿合马专权罔上、蠹政害民若干事，不报。因谢病，请解机务，帝恻然，召其子师可入谕旨，且命举自代者。衡奏曰：“用人，天子之大柄也。臣下泛论其贤否，则可。若授之以位，当断自宸衷，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渐。” 帝久欲开太学，会衡求罢益力，乃从其请。八年，以为集贤大学士，兼国子祭酒，亲为择蒙古弟子使教之。衡闻命，喜曰：“此吾事也。国人子太朴未散，视听专一，若置善类之中涵养数年，必为国用。”乃请征其弟子王梓、刘季伟、韩思永、耶律有尚、吕端善、姚燧、高凝、白栋、苏郁、姚燧、孙安、刘安中二十人为伴读，分处各斋，以为斋长。时所选弟子皆幼稚，衡待之如成人。讲课少暇即习礼，或习书算。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，进退应对，或射，或投壶，负者罚读书若干遍。久之，诸生人人自得，尊师敬业，下至童子，亦知礼节。
十年，阿合马屡毁汉法，诸生禀食或不继，衡固请退。帝命诸老臣议其去留，窦默亦为衡请，乃听衡归，以选善王恂摄学事。刘秉忠等奏，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、苏郁、白栋为助教，守衡规矩，从之。
十三年，诏王恂定新历。恂以为历家知历数而不知历理，宜得衡领之，乃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，领太史院事，召至京。十七年，历成，奏上之，赐名曰《授时历》，颁行天下。语详《郭守敬传》。
六月，以疾请归。皇太子为请于帝，授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养之，且使东宫官谕衡曰：“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，公安则道行有时矣，其善药自爱。”十八年，衡病革，逢家祭，扶起奠献如仪。既彻，馂而卒，年七十三。是日，雷电，大风拔木。怀孟人无贵贱少长，皆哭于门。四方学士，不远数千祭器墓下。
北方文学自衡开之，当时名公卿多出其门。丞相安童事以师礼，卒称贤相。惟值王文统、阿合马相继用事，未获大行其志，论者惜之。大德元年，赠司徒，谥文正。至大三年，加赠正学垂行佐运功臣、太傅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追封魏国公。皇庆二年，诏从孔子庙廷。延祐初，又诏立书院于京兆以祀文，给田奉祠事，赐名鲁斋书院。鲁斋，衡在大名时所署斋名也。
二子：师可，怀孟路总管。师敬，累官山东廉访使。泰定二年，奏请颁族葬制，禁用阴阳邪说，从之，入为中书参知政事，迁左丞，令与纽泽等编译《帝训》。书成，经筵进讲，仍令皇太子阅之。三年，帝幸上都，命师敬与兀伯都剌等居守。是年，译《帝训》成，更名皇图大训》，后卒于宫，孙从宣，河北河南道廉访使。无元统二年，录衡孙从宗为异珍库提点。
刘因，字梦吉，保定容城人。世为儒家。父述，邃于性理之学。中统初左三部尚书刘肃宣抚真定，辟武邑令，以疾辞归。年四十无子。因生之夕，述梦神人骑马载一儿至其家，曰：“善养之。”乃名曰?固，字梦骥，后改今名及字。
因天资绝人，三岁识书，日记千百言，过目成诵，六岁能诗，七岁能属文，落笔惊人。甫弱冠，才器超迈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，作《希圣解》。国子司业研弥坚教授真定。因从之游，同舍生皆不能及。初为经学，究训诂注疏之说，辄叹曰：“圣人精义，殆不止此。”及得周、程、张、邵、朱、吕之书，一见能发其微，曰：“我固谓当有是也。”固早丧父，事继母孝。虽贫，非其义，一介不取。家居教授，师道尊严，弟子造其门者，随材器教之，皆有成就。尝爱诸葛明静以修身之语，表所居日静修。
不忽木以因学行荐于朝。至元十九年，诏征因，擢右赞善大夫。初，裕宗建学宫中，命选善王恂教近侍子弟，恂卒，乃命因继之。未几，以母疾辞归。明年，丁内艰。二十八年，复遣使者以集贤学士征因，以疾固辞，且上书宰相曰：
因自幼读书，闻大人君子之馀论，虽他无所得，至如君臣之义，自谓见之甚明。如以日用近事言之，凡吾人所以得安居而暇食，以遂春生聚之乐者，是谁之力与？皆君上之赐也。是以凡我有生之民，或给力役，或出知能，亦必各有以自效焉。此理势之必然，亘万古而不可易，庄周氏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也。
因生四十三年，未尝效尺寸之力，以报国家养生成之德，而恩命连至，因沿敢偃蹇不出，贪高尚之名以负我国家知遇之恩，而得罪于圣门中庸之教也哉！且因之立心，自幼及长，未尝一日敢为崖岸卓绝、甚高难继之行，平昔交友，苟有一日之雅者，皆知因之此心也。但或者得之传闻，不求其质，止于遗迹之近似者观之，是以有高人隐士之目，惟阁下亦知因之未尝以此自居也。
向者，先储皇以赞善之命来召，即与使者俱行，再奉令旨教学，亦即时应命。后以老母中风，请还家省视，不幸弥留，竟遭忧制，遂不复出，初岂有意于不仕邪，今圣天子选用贤良，一新时政，虽前日隐晦之人，亦将出而仕矣，况因平昔非隐晦者邪，况加以不次之宠，处之以优崇之地邪。是以形留意往，命与心违，病臣空斋，惶恐待罪。
因素有羸疾，自去年丧子，扰患之余，继以疟疾，历夏及秋，后虽平复，然精神气血，已非旧矣。不图今岁五月二十八日，疟疾复作，至七月初二日，蒸发旧积，腹痛如剌，下血不已。至八月初，偶起一念，自叹旁无期功之说，家无纪纲之仆，恐一旦身先朝露，必至累人，遂遣人于容城先人墓侧，修营一舍，倘病势不退，当居外其中以待尽。遣人之际，未免感伤。由是病势益增，饮食极减。至二十一日，使者持恩命至，因初闻之，惶怖无地，不知所措。徐而思之，窝谓供职虽未能扶病而行，而思命则不敢不扶病而拜。因又虚，若稍涉迟疑，则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，而踪迹高峻，已不近于人情矣。是以即日拜受，留使者，侯病势稍退，与之俱行。迁延至今，服疗百至，略无一效。乃请使者先行，仍令学生李道恒纳上铺马圣旨，待病退，自备气力以行。望阁下俯加矜悯，曲为保全。因实疏远微财之臣，与帷幄诸公不同，其进与退，非难处之事，惟阁长下始终成就之。
帝闻之，曰：“古有所谓不召之臣，其斯人之徒欤！
三十年夏四月卒，年四十五。无子。延佑中，赠翰林学士、资善大夫、上护军。追封容城郡公，谥文靖。欧阳元赞因画像曰：“微点之狂，而有沂上风雩之乐；资由之勇，而无北鄙鼓瑟之声。于裕皇之仁，而见不可留之四皓；以世祖之略，而遇不能致之两生。乌乎！麒麟凤凰，固宇内之不常有也。然而一鸣而《六典》作，一出而《春秋》成。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，亦将从周公、孔子之后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来世开太平者邪！”论者以为知言。吴澄于当时学者最慎许可，独推敬因，自谓不及云。
因所著有《四书精要》三十卷，诗文集二十二卷。门人新安人刘英、王纲、梁至刚，容城人梁师安，俱高尚不仕。
吴澄，字幼清，抚州崇仁人。幼颖异。五岁，日受千余言，夜读书达旦。母忧其过勤，不多与膏火，澄候母寝，燃膏复诵。九岁，日育《大学》二十过，次第读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，如是者三年。
十九年，著论曰：“尧舜而上，道之元也。尧舜而下，其亨也。泗、洙、邹、鲁其利也。濂、洛，关、闽，其贞也。分而言之，上古则羲皇其元、尧、舜其亨乎。禹汤其利，文、武、周公其贞乎。中古之统，仲尼其元、颜、曾其亨乎，子思其利，孟子其贞乎。近古之统，周子其元也，程、张其亨也，朱子其利也。孰为今日之赠，未之闻也。然则可以终无所归乎？”其以道统自任如此。
宋咸淳七年，试礼部不第。时宋亡征己见，澄以其学教授乡人，作草屋数间，题其牖曰“抱膝《梁父吟》，浩歌《出师表》。”程钜夫与澄为同学，知其意，题之曰草庐，学生遂称之曰草庐先生。
至元二十年，抚州内附。乐安丞蜀人黄西卿不肯降，遁于穷山中，招澄教其子。澄从之。乐县人郑松又招澄居布水谷，乃著《孝经章句》校定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仪礼》及大、小《戴记》。二十三年，程钜夫奉诏求江南遣逸，强起澄至京师。未几，母老辞归。二十五年，钜夫白于执政，吴澄不欲仕，所著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诸书，得圣贤之旨，可以教国子，传之天下。敕江西行省缮录其书以进，州县以时敦礼。
元贞二年，董士选为江西行省左丞，雅敬澄。及拜行台御吹中丞，入奏事，道以澄荐。未几，士选迁枢密副使，又荐之。一日，议事中书省，起立谓丞相完泽曰：“士选的荐吴澄，经明行修，大受之才。”平章政事不忽木曰：“枢密质实，所荐天下士也。”遂授应奉翰林文字、同知制诰兼国史馆编修官。有司敦劝久之，乃至，而你者已到官，澄即日南归。明年，除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，三月，以疾辞。
至大元年，召为国子监丞。先是，许衡为祭酒，始以朱子小学等书授弟子，久之渐失其传。澄广以经义，各因其材质，反覆训诱其学，诚笃不及衡，而淹博过之。
皇庆元年，迁司业，为教法四条：一曰经学，二曰行实，三曰文艺，四曰治事，未及行。又尝为学者言：“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，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。问学不本于德情，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，故学必以德性为本，庶几得之。”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，非稀尊信朱子本意云。澄一夕谢病南归，诸生有不谒告而从之者。俄拜集贤直学士，特授奉议大夫，稗乘驿至京师，次真州，疾作不果行。
英宗即位，超迁翰林学士，进阶太中大夫。先是，诏集善书者，粉黄金为泥，写浮屠《藏经》。帝在上都，使左丞速速，沼澄为序。澄曰：“主上写经，为民祈福，若用以追荐，臣所未知。盖福田利益，虽人所乐闻，而轮回之事，彼习其学者，犹或不言。不过谓为善之人，死则上通高明，其极上则与日月齐光；为恶之人，死则下沦污秽，其极下则与沙虫同类。其徒遂为荐拔之说，以惑世人。今列圣之神，上同日月，何庸荐拔！且国初以来，凡写经追荐，不知凡岂。若未效，是无佛法；若已效，是诬其祖也。撰为文辞，不可以未后世，请俟驾还奏之。”会帝崩而止。
泰定远年，初天经筵，道命澄与平章政事张珪、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。先是，至治末，作太庙，议者习见同堂异室之制，乃作十三家。未及迁奉，而英宗崩，有司疑于昭穆之次，命廷臣集议。澄议曰：“世宜混一天下，悉改古制而行之。古者，天子七庙，庙各有宫，太祖居中，左三庙为昭，右三庙为穆，昭穆神主，各以闪递迁，其庙之害，如今之中书六部。夫省部之设，说仿金、宋，岂宗庙叙闪，而不考古制乎！”议上，有司以急于行事，竟如旧次云。时澄已有去志，会修《英宗实录》，命总其事，居数月，《实录》成，即移病不出。中书左丞许师敬奉敕赐宴国史院，仍臻朝廷免留之意。澄宴罢即出城登舟去。中书闻之，遣官乘驿追之，不及而还，言于帝曰：“吴澄，国之名儒，朝之旧德，今请老而归，安忍重劳之，宜特加褒异”诏进资善大夫，仍以金织文绮二端及钞五千贯赐之。
初，延祐中蠲虚增之税，惟江西增税三万余缗不获免，后又行名银法，民困益甚。泰定元年，澄白执政，免包银，独增税如故。至是，澄与宣抚副使齐履廉言之，始奏请蠲免。澄于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各有纂言，尽破传注穿凿之习，其书纂言只注今文二十八篇，不用伪孔古文，尤为绝识。又订《孝经》定本，合古、今文，分经一章，传十二章。校正《皇极经世书》及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《太元经》、《乐律》、《八阵图》、郭璞《葬书》，皆行于世。其《仪礼》逸经入篇、传十篇，危素得其稿本，补刊之。
澄卒于至顺元年，年八十五年。赠江西行省左丞、止护军，追封临川郡公，谥文正。
五子：文，同知柳州路总管府事；京，翰林院典籍官。文子当。
当，字伯尚。侍澄至京师，补国子生。久之，澄既卒，从澄游者悉就当卒业。至正五年，以父荫授万亿四库照磨，未上，用荐者改国子助教。诏修辽、金宋三史，当预编纂。书成，除翰林修撰。七年，迁国子博士。明年，迁监丞。十年，擢司业。累迁礼部郎史，除翰林直学士。
时江南兵起且五年，大臣有荐当世居当西，习民俗，且其才可任政事者。特授江西肃政廉访使，偕江西行省参知事政火你赤、兵部尚书黄昭，招捕江西群盗，便宜行事。当以朝廷兵力不给，既受命，至江南，即招募民兵。由浙入章，至江西建昌，招安新城盗孙塔。道路既通，乃进攻南丰。
十六年，调检校章迪率本部兵，与黄昭夹攻抚州，复崇仁宜黄。于是建、抚两郡悉定。是时，参知政事朵歹总兵积年无功，忌当屡捷，功在己上，又以为南人不宜总兵，构飞语，谓当与黄昭皆通寇。乃除当抚州路总管，照临江路总管，并供亿平章火你赤军。火你赤杀当从事官范淳及章迪，将士焉皆愤怒不平。当谕之曰：“上命不可违也。”火你赤又上章诬劾二人，诏当与昭皆罢总管，除名。
十八年，火你赤自瑞州还龙兴，当与昭皆留军中，不敢去。先是，当平贼功状自广东海道未达京师，而朵歹、火你赤等公牍先至，故朝廷南当与昭，皆除名。及得当功状，始知其诬，拜当中奉大夫、江西行省参知政事，昭湖广行省参知政事。命未下，陈友谅已陷江西诸郡火你赤弃城遁。当乃著道士服，杜门不出，日以著书为事。友谅遣人辟之，当臣床不食，以死自誓。乃舁床载送江州。拘留一年，终不为屈，始得归隐居卢陵吉水之谷坪，逾年以疾卒，年六十五。著有《击礼纂言》及《学言藁》。
史臣曰：“许文正应召过真定，刘文靖谓之曰：‘公一聘而起，无乃太速乎？’文正曰：‘不如此则道不行。’及文靖不受集贤之聘，或问之，曰；‘不如此则道不尊。’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恶可轩此而轾彼也。自朱子以后，博通经术，未有及吴文正者。拟之四科，许德行，刘言语，吴基文学欤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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