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新元史》卷五十四·志第二十一
卷五十四·志第二十一
○河渠三
△浑河 滹沱河 冶河 滦河 吴松江 淀山湖 四川江堰 盐官州海塘 诸路水利
浑河，又名卢沟河，其上流为桑乾河，发源于太原之天池，伏流至朔州马邑县，浑泉涌出，曰桑乾泉，东流自奉圣州入宛平界，至都城四十里东麻峪，分为二派：一自通州高丽庄入白河，一南流至武清县合御河入于海。
太宗七年八月，河决牙梳口，刘冲禄言：“率水夫二百余人已依期修筑，恐水涨不时冲决，或贪利之人盗决溉灌，请禁之。”廷议命冲禄领其事，盗决者以违制论。如遇修筑之役，其丁夫物料于应差处调发。
至大二年十月，河决左都威卫营西大堤，没左右二卫及后卫屯田麦。三年二月，中书省下左右卫后卫及大都路督修，至五月工毕。
皇庆元年二月，东安州言：“河决黄埚堤十七所。”同知枢密院塔失帖木儿奏：“浑河决坏屯田，已发军士五百人筑决口。臣等议：治水有司事也。宜命中书省檄所属董其事。”从之。是年六月，霖雨，浑河堤决二百余步，发民丁刈杂草筑之。
延祐元年六月，河决武清县高家庄左卫，差军士七百人与东安州民夫同修决口。二年正月，大雨，河决。三年，中书省议：“浑河决堤堰，没田禾，军民蒙害，既已奏闻。差官相视，上自石径山金口，下至武清县界旧堤，长三百四十八里，中间因旧堤修筑者四十九处，应修补者十九处。创修者八处，宣疏通者二处，计工三十八万一百，役夫三万五千，九十六日可毕。如通筑则劳费太甚，宜分三年筑之。”从之。七年四月，营田提举司言：“去岁十二月，屯户巡视广赋屯北河堤二百余步将崩，恐来春水涨，浸漫为患。”都水监季濠寨官，会营田提举司、武清县，督民夫筑之，凡用工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二。
至治元年五月，运河再决。泰定元年七月，河又决。
金口河者，金时自大都西麻峪村，分引浑河。穿南山而出，谓之金口河。
至元二年，都水少监郭守敬言：“其水可以溉田。兵兴，典守者惧有所失，因以大石塞之，若按视故道，使水得通流，上可以致西山之利，下可以广京畿之漕。”又言：“当于金口西，预开减水口，西南还大河，令其深广。以防涨水突入之患。“朝廷韪其议而未行。二十八年，有言浑河自麻峪口行舟可至寻麻林，遣守敬相视，回奏不能通舟楫。
大德二年，浑河水发，都水临闭金口闸板以防之。五年，河溢，水势汹涌，守敬恐冲没南北二城，又将金口以上河身，用土石尽塞之。盖守敬已知前议之不可用矣。至正二年正月，中书参议孛罗帖木儿、都水监傅佐建言：“起自通州南高丽庄，直至西山石峡铁板，开古金水口一千二十里，凿新河一道，深五丈，广二十丈，放西山金口东流，合御河，按引海运至大都城内输纳。”是时，脱脱为右丞相，奏而行之。廷臣多言其不可，右丞相许有壬言尤力。脱脱排群议不纳，遂以正月兴工，至四月工毕，起闸放金口水，流湍迅急，须臾冲决二十余里，都人大骇。脱脱急令塞之。是役也。毁民庐舍坟墓无算，又劳费不赀，卒以无功。御史纠孛罗帖木儿、傅佐之罪，俱论死。
滹沱河，出山西繁畤县泰戏山，东流经真定路真定、藁城，平山诸县，又东北抵宁晋县境，入卫河。
延祐七年十一月，真定路言：“真定县城南滹沱河，北决，浸近城。闻其源本微，与冶河不相通，后二水合，势遂迅猛，屡坏大金堤为患。本路达鲁花赤哈散于至元三十年奏准，引治河自为一流，滹沱水势十减三四。至大元年七月，水溢漂南关百余家，治河口淤塞，复入滹沱。自后，岁有冲决之患。略举大德十年至皇庆元年，节次修堤，用卷埽苇草二百余万，官备佣直百余万定。及延祐元年三月至五月，修堤二百七十余步。近年米价翔贵，民匮于食，有丁夫正身应役，单丁须募人代替，佣直日不下三五费，前工未毕，后役迭至。
延祐二年，本路总管马思忽尝开冶河，已复湮塞。今岁霖雨，水溢北岸数处，浸没田庐。其河元经康家村南流，后徙于村北。数年修筑，皆于堤北取土，故南高北低，水俞趋下侵啮。西至木方村，东至护城堤，约二千余步，比来春修治，田桩梢筑土堤，亦非经久之计。若浚木方村南枯河引水南流，闸闭北岸河口，下至合头村北与本河合，如此去城稍远，庶无水患。“都水监议截河筑堤，阔千余步，新开之岸，止阔六十步，恐不能御千步之势。莫若于北岸阙坏低薄处，比元料增夫力，苇草卷埽补筑，便拟均料各州县上中户，价钞及仓米于官钱内支给。中书省依所议行之。
至治元年三月，本路又申前议，竣木方村南旧渎，导水东南流，至合头村入本河。都水监言：“治水者，行其无事也。截河筑堤一千余步，开掘老岸，阔六十步，长三十里，霖雨之时，水拍两岸，所开河止阔六十步，焉能容纳？上咽下滞，必致溃决，徒糜官钱，劳民力非善策也。若顺其自然，增添物料、如法卷埽，修筑坚固，诚为官民便宜。”省议从之。泰定四年八月，中书省奏：“本路言滹沱源自五台诸山，至平山县王母村山口下，与平定州娘子庙石泉冶河合，夏秋霖雨水涨，弥漫城郭，宜自王子村平安村开河，长四里余，接鲁家湾旧涧，复开二百余步，合人冶河，以分其势。又木方村南岸故道，疏浚三十里，北岸下桩卷埽，筑堤捍水东流。今岁储材，九月兴工，十一月工竣。物料佣值，官为供给，庶几力省工多，永免异日之患。工部议，二河并治，役重民劳，应先开冶河。如本路民夫不敷，可于顺德路差募，如侵碍民田，官酬其直。”后真定路又言：“闰九月以后，天寒地冻，难于兴工，宜俟来春开浚。”奏上，诏如所请。
冶河，出井陉县山中，经平山县西门外，又东北流十里入滹沱河。
元贞元年正月，丞相完泽等言：“往年先帝尝命开真定治河，已发丁夫。适先帝升遐，以聚众罢之。今宜遵旧制，卒其事。”从之。
皇庆元年七月，冶河龙花、判官庄诸处堤坏，都水监与本路官议：自平山县西北，改修滚水石堤、下修龙塘堤，东南至水碾村，开河道一里，又至蒲吾桥西，开河道一里，疏其淤淀，筑堤分上流入旧河，以杀水势。又议于栾城县北圣母堂冶河东岸，开减水河，以去真定水患。省议俱从之。
滦河，源出金莲川，由松亭北，经迁安东、平州西，至滦州入海。
至元二十八年，敕姚演浚滦河挽舟而上，漕运上都。寻遣郭守敬相视，以难于施工而罢。大德五年六月，大雨，滦河与肥、洳二水并溢水入城，官民庐舍漂荡殆尽。中书省委吏部员外郎马之贞与都水监官修之。东西二堤，计用工三十一万一千五百，钞八千八十七定十五两，桩木等价钞二百十四定二十六两。
延祐四年六月，上都留守司言：“城南御河西北岸为河水冲啮，渐至颓坏，恐水涨，漂没居民。请调军供役，庶可速成。“敕曰：“今维其时，宜发军速为之。”于是虎贲司发三百人供其役。
泰定三年七月，右丞相塔失帖木儿等奏：斡耳朵思住人营盘，为滦河走凌冲坏，应筑护水堤，请敕枢密院发军一千二百人修之。从之。
吴松江，受太湖诸水，东汇淀山湖以入海，潮汐淤沙，湮塞河口。宋人置撩洗军以疏导之。世祖取江南，罢散军人，又任执豪租占田荡，淤垫益甚。
至治三年，江浙行省言，嘉兴路高治中、湖州路丁知事同本管正官体究旧滩通海故道，及新生沙涨应开河道五十处，内常熟州九处，昆山州十处，嘉定州三十五处，其松江府各属应浚河渠，华亭县九处，上海县十四处。上海、嘉定连年旱涝，皆缘河口淤塞，旱则无以灌溉，涝则不能流泄，累致区歉，官民俱困。至元三十年以后，两经疏浚，稍获丰稔。比年又复壅塞。势家租占愈多。上海县岁收官粮十七万石，民粮三万余石，延祐七年灾伤五万八千七百余石，至治元年灾伤四万九千余石，二年十万七千余石，水旱连年，殆无虚岁。近委人相视，讲求疏浚之法，其通海大江，未易遽治，旧有河港联络官民田土之间、藉以灌溉者，今皆填塞，必须疏通，以利耕稼。欲令有田民户自为整治，而工役浩大，民力不能独举。由是议，上海、嘉定河港，宜令本处管军、民、官、站、灶、僧、道诸色有田者，以多寡出入，备粮修治，州县正官督役。其豪势租占田荡者。并当除辟。民间粮税权免一年，官租减半。华亭、昆山、常熟州河港，比上海、嘉定缓急不同，从各处正官督有田之家，备粮并工修治，既阴阳家言：癸亥年通土有忌，预为咨呈可否。
至泰定元年十月兴工，旭迈杰等奏请依所议行之，命脱颜答刺罕诸臣同提调，监察左丞朵儿只班及前都水少监董其役。
淀山湖，与太湖相通，东流入海。
至元末，参加政事梁德珪言：“忙古□请疏治淀山湖，因受曹总管金而止。张参议等相随言之，识者咸以为便。臣等议，此事可行无疑。请选委巡行官相视，会义合同军夫。”帝从之。既而平章政事帖哥言：“民夫足用，不须调军。”帝曰；“有损有益，其均齐并科之。”
未几，世祖崩，成宗即位。帖哥又其言事，且建议用湖田粮三万石，以募民夫四千、军四千隶于都水防田使司，职掌收捕海贼，修治河渠等事。帝命伯颜察儿与枢密院同议，并召宋降臣范文虎及朱清、张瑄询之。瑄等言：“亡宋屯守河道，用手号军，大处千人，小处不下三四百人，隶巡检司管领。文虎言：“差夫四千，非动摇四十万户不可，若令五千军屯守，就委万户一员，事或可行。”枢府韪文虎言，奏行之。
四川江堰，凡一百三十有二处，岁治堤防役民兵多者万余人，少者犹千人或数百人。役例七十日，不及七十日，虽竣不得休息。不役者，日出钞三贯为佣直。岁费不下七万贯，官民俱困。
元统二年，四川肃政廉访司佥事吉当普巡视，得要害之处三十有二，余悉罢之。与灌州州判判张宏议，甃以石。宏出私钱，试为小堰。堰成，水暴涨而堰不动。遂决计行之。
至元元年七月兴工，先从事于都江堰。少东为大小钓鱼，又东跨二江为石门，以节北江之水，又东为利民台，又东南为侍郎、杨柳二堰，其水自离堆分流入于南江。
南江东至庙角，又东至金马口，又东过大安桥，入于成都，俗名大皂江，江之正源也。又东为虎头山、斗鸡台。台有水则，以尺画之，凡十有一。水及其九，其民喜，过则忧，没则困。又书“深淘滩，高作堰”，相传为秦守李冰所教云。又东为离堆，又东至三石洞，酾为二渠。其一自上马骑东流入成都，古之外江也。
南江自利民台有支流，东南出万工堰，又东为骆驼堰，又东为碓口堰，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马坝，东流至成都，入于南江。渠东行二十余里，水决其南涯四十有九处。乃自其北涯凿二渠，与杨柳渠合，又东与马灞渠合，自金马口之西凿二渠，合金马渠，东南入于新津江，罢蓝淀、黄水、千金、白水、新兴至三利十二堰。
北江三石洞之东为外应、颜上、五斗诸堰，其水皆东北流于外江。外江东至崇宁，亦为万工堰。堰之支流，自北而东，为三十六洞，过清白堰东入彭、汉之间。而清白堰水溃其南涯乃疏其北涯旧渠，直流而东，罢南涯之堰及三十六洞之役。
他如嘉定之青神，有堰曰鸿化，则授成于长吏，应期功毕。成都之九里堤，崇宁之万工堰，彰之堋口、丰洞诸堰，未及施功，则使长吏于农隙为之。诸堰，都江及利民台之役最大，侍郎、杨柳、外应、颜上、五斗次之，鹿角、万工、骆驼、碓口、三利又次之。都江居大江中流，故以铁万六千斤铸大龟，贯以铁柱，置堰下以镇之。诸堰皆甃以石，范铁以关其中，取桐油，和石灰，杂麻枲，而捣之使熟，以苴罅漏。岸善崩者，密筑碎石以护之。所至或疏旧渠以导其流，或凿新渠以分其势。遇水之会，则为石门，以时启闭。五越月，工竣。吉当普以监察御史召，省台上其功，诏学士揭奚斯撰碑文以旌之。
盐官州海塘，去海岸三十里。旧有捍海塘二，后又添筑咸塘。大德三年，塘岸崩，中书省遣礼部郎中游中顺，与本省官相视，以虚沙难于施力，议筑石塘。又以劳费甚，不果，延祐中，盐官州海溢，累坏民居，陷地三十余里，行台、行省官共方议于州城北门外添筑土塘，再筑石塘，东西长四十三里，又以潮泖河涨而止。
泰定四年六月，海溢，盐官州告灾，乃遣使祀海神，与有司视形势所便，复议筑石塘捍海。诏曰：“筑塘是重劳吾民也，其增石囤捍御，庶天其相之。”
先是，致和元年，江浙行省建议作籧篨，实以石，鳞次叠之，以御海潮。已而皆沦于海。乃改造石囤，以救一时之急焉。未几，杭州路又言：“八月以来，秋潮汹涌，水势愈大，见筑沙地塘岸，东西八十余步，造木柜石囤以塞其要处。本省左丞相脱欢等议，安置石囤四千九百六十，以资抵御。”中书省议遣户部尚书李家奴、工部尚书李嘉宾、枢密院属卫指挥青山、副使洪灏、宣政院佥事南哥班与行省左丞相脱欢及行台、行宣政院，庸田使司，会议修治之策。合用军夫，除戍守州县关津外，酌量差拨，从便支给口粮。合役丁力，附近有田之民及僧，道、也里可温、签迭儿等户内点佥。凡工役之时，诸人毋或沮坏，违者罪之。既而李家奴等以已置石囤，不曾崩陷，是已略见成效，乃东西接垒十里，其六十里塘下旧河，就取土筑塘，以备崩坏焉。
天历元年，都水庸田司言：“八月十四日，祈请天妃入庙。十五日至十九日，海岸浮沙东西长七里余，南北广或三十余步，或数十百步，渐见南北相接。西至石囤，已及五都，修筑捍海塘与盐搪相接。石囤东至十一都六十里塘，东至大尖山嘉兴、平湖三路所修海口。自八月一日，探海二丈五尺。至十九日探之，先二丈者今一丈五尺，先一丈五尺者今一丈。西自六都仁和县界赭山、雷山为首，添涨沙涂，已过五都四都，盐官州廊东西二都，沙土流行，水势俱浅。二十七日至九月四日大泛，本州岳庙东西，水势俱浅，涨沙东过钱家桥海岸，元下石囤木植，并无颓圮，水息民安。”诏改盐官州曰海宁州。
诸路水利之可考者。中统三年，中书左丞张文谦荐邢台郭守敬习水利，征诣行在。守敬面陈六事：其一，引玉泉水及开蔺榆河，已见前。其二，顺德达活泉引为三渠，灌城东之地。其三，顺德沣河东至古任城，失其故道，没民田一千三百余顷。若开河，自小王村合滹沱入御河，可通舟楫，其田亦可耕种。其四，磁州东北漳、滏二水合流处，开引河，由滏阳、邯郸、洺州、永年，下经鸡泽，入沣河，可溉田三千余顷。其五，怀孟沁河虽已通渠溉，尚有漏堰余水，与舟河相合，开引东流，至武陟县，北合御河，可溉田千余顷。其六，黄河自孟州西，开引河，经新旧孟州中间，顺河古岸下至温县，南入大河，其间亦可溉田二千余顷。帝喜曰：“成吾国家之务者，其斯人乎！”并依所奏行之。
至元元年，守敬从文谦行省西夏。其濒河五州，皆有古渠。在中兴州者，一名唐东渠，长袤四百里，一名漫延渠，长袤二百五十里。他州渠十，长袤各二百里，支渠大小六十有八。计溉田可九万余顷。兵乱后，皆淤废。守敬因古道疏浚之。更立闸堰。役不逾时，诸渠皆通利。二年，守敬入为都水少监，奏言：“臣向自中兴还，顺河而下，四昼夜至东胜，可通漕运。又查泊兀郎海，古渠甚多，皆应修理。”帝并韪之。元一代治水利者，咸推服守敬，以为不可及云。
其后，学士虞集建畿辅水利议，渭：“京师之东，濒海数千里，北极辽海，南滨青、徐、萑苇之场也，海潮日至，淤为沃壤。用浙人之法，筑堤扦水为田，听富民愿得官者，合其众分授以地。官定其畔以为限制，能以万夫耕者，授以万夫之田，为万夫之长，千夫、百夫亦如之，察其惰者而易之。一年勿征也。三年视其成，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廷，以次渐征之。五年有积蓄，命以官，就所储给以禄。十年佩之符印，以传子孙，如军管之法，则东西民兵数万，可以近卫京师，外御岛夷、宽东边之运，以行疲民，遂富民得官之志，而获其用。江海游食盗贼之类，亦有所归。
至正十二年，丞相脱脱当国，遂仿集之议，奏：“京圻近水地，召募江南人耕种，岁可收粟麦百余万石。不烦海运，京师足。”上从之。于是西自西山，南自保定、河间，北抵檀、顺，东至迁民镇，凡系官地及原管各处屯田，悉从司农司立法佃种。合用工价、牛具、农器、谷种，给钞五百万锭。命悟良合台、乌古孙良桢并为大司农卿。又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，各一千。为农卿降空名，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，募农夫一百名者，授正九品；二百名，正八品；三百名，正七品；就令管领所募之人。所募农夫，每名给钞十定。未几，中原盗起，脱脱亦罢斥，其建置卒无成效。
后至元五年，洛磁路言：“洺州城内井泉咸苦，居民饮之多疾，有死者。请疏浚旧渠，置闸坝，引滏水。分灌洺州城濠，以济民用。计会渠东西长九百步，阔六尺，深三尺，役四百七十五工，民自备器用。岁二次放闸，不妨漕事。”中书省议从之。
广济渠者，在怀孟路，引沁水以达于河。先是，中统二年，提举工允中、大使杨端仁奏诏开渠。修石堰长一百余步，高一丈三尺。石斗门桥，高二丈，长十四步，阔六步。渠四道，计六百七十里，经济源、河内、河阳、温、武陟五县。渠成，民甚利之，赐名广济渠。三年八月，中书省臣忽鲁不花等奏：“广济渠司言，沁水渠成，今已验工分水，恐久远权豪侵夺。”乃下诏依本司所定水分，已后毋许侵夺。
至大三年，怀庆路同知阿合马言：“天久旱，秋谷种不入土。近访问耆老，咸称丹水浇灌山田，居民深得其利。有沁水亦可溉田，中统间王学士亦为天旱，奉诏开此渠，募自愿人户于沁古迹，置分水渠口，开渠四道，历温、陟入河，约五百余里，渠成名曰广济渠。设官提调，遇旱则官为斟酌，验工多寡，分水浇灌，济源等处五县民田三千余顷咸受其赐。二十余年后，因豪家截河起堰，立碾磨，壅水势。又经霖雨，渠口淤塞。河渠司旋亦革罢，有司不为整顿，因致废坏。今五十余年，分水渠口及旧渠迹，均亦可考。若蒙依前浚治，引水溉田，于民大便。”寻据孟州等处申言：“旧日沁水筑土堰，遮水入广济渠，岸北虽有减水河道，不能吞伏，后值霖雨，荡没田禾，以此堵闭。今若枋口上连土岸，置立石堰，复还本河，又从减水河分杀其势，如此庶不为害。”工部牒都水监相视施行。
三白渠，在京兆路，太宗十一年，梁泰奏请修三白渠堰，比之旱地，其收数倍。帝从之。仍敕泰佩元降金符，充宣差，规措三白渠，以郭时中副之，置司于云阳县。所用田户及牛畜，敕塔海绀不于军前应副。
洪口，在奉元路。至治元年十月，陕西屯田府言：“年例八月差水户，自泾阳县西仲山下截河筑堰，改泾水入白渠，下至泾阳县北白公斗，分为二限，并平石限，盖五县分水之要所。北限入三原、栎阳、云阳，中限入高陵，南限入泾阳，浇官民田七万余亩。近至大三年，陕西行台御史王琚言：泾阳洪口展修石渠，为万世之利。计展修八十五步。用石十二万七千五百尺，石工二百人，丁夫三百人，金火匠二人，火焚水淬，日凿石五百尺，二百五十日工毕。延祐元年二月工，石性坚厚，凿至一丈，水泉涌出。乃续展十七步，石积二万五千五百尺，增夫匠百人，日凿六百尺，一百四十二日工毕。”天历元年六月，泾水溢洪口堰及小龙堆尽圮。水入泾，白渠内水浅。屯田府以为言。陕西行省议：“洪口自秦汉至宋，一百二十激，经由二限，分浇五县民田七万余顷。验田出夫千六百人，自八月一日修堰，至十月放水溉田，以为年例。近奉元亢旱，人相食，流亡疫死者十七八，差役不能办集。今修堰，除见在户依例差役，其逃亡之家合出夫数，宜令泾阳县近限水利户添差一人，官日给米一升，并工修筑。”中书省依所议行之。
泾渠，宋名丰利渠，移古白渠口上五十余步。
元至元中，立屯田府。大德八年，泾水暴涨，渠堰坏，屯田总管府夹谷伯颜帖木儿与泾源尹王琚疏导之。编荆作囤，贮之以石，复填以草，叠为堰，岁时修筑，未尝废圮。
至大元年，王琚为西台御史，建言于丰利渠上移北二百余步，更开石渠五十一丈，阔一丈，深五尺，方一尺为一工，用十五万三千工。自延祐元年兴工，五年渠成，名为御史渠。
至正三年，御史宋秉元言：渠积年坎取淤土，叠于岸，岸益高，送土不易，请开鹿巷以便夫役。廷议从之。三十年，行省左丞相帖里帖木儿遣都事杨钦修治，凡溉田四万五千余顷。
古郑渠，东北行，合冶谷、清谷、浊谷诸水、迳富平、蒲城以注于洛白渠，东南行，循泾水，迳高陵、临潼以注于渭。郑渠湮已久，后世所谓白渠者，引水出中山口，亦非汉白之旧。元渠本宋之丰利渠，更移北二百余步，愈非旧白渠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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