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史通》外篇　卷十一

外篇　卷十一

史官建置第一夫人寓形天地，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，如白驹之过隙，发端庸浅。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，疾没世而名不闻。上起帝王，下穷匹庶，近则朝廷之士，远则山林之客，凉其于功也，名也，莫不汲汲焉，孜孜焉。夫如是者何哉？

　　皆以图不朽之事也。何者而称不朽乎？盖书名竹帛而已。向使世无竹帛，时阙史官，虽尧、舜之与桀，纣，伊、周之与莽、卓，夷、惠之与跖、硚，商、冒俱弑父者。之与曾、闵，但一作“俱”。一从物化，坟土未干，则善恶不分，妍媸永灭者矣。苟史官不绝，竹帛长存，则其人已亡，音成空寂，而其事如在，皎同星汉。用使后之学者，坐披囊箧，而神交万古；不出户庭，而穷览千载。见贤而恩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。若乃《春秋》成而逆子惧，南史至而贼臣书，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，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。由斯而言，则史之为用，其利甚博，乃生人之急务，为国家之要道。有国有家者，其可缺之哉！故备陈其事，编之于后。　　盖史之建官，其来尚矣。昔轩辕氏受命，仓颉、沮诵实居其职。至于三代，其数渐繁。案《周官》、《礼记》，有太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左史、右史之名。太史掌国之六典，小史掌邦国之志，内史掌书王命，外史掌书使乎四方，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《曲礼》曰：“史载笔，大事书之于策，小事简牍而已。”《大戴礼》曰：“太子既冠成人，免于保傅，则有司过之史。”

　　《韩诗外传》云：“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，太史令也。”斯则史官之作，肇自黄帝，备于周室，名目既多，职务咸异。至于诸侯列国，亦各有史官，求其位号，一同王者。

　　至如孔甲、尹逸，名重夏、殷，史佚、倚相，誉高周、楚，晋则伯黡司籍，鲁则丘明受经，此并历代史臣之可得言者。降及战国，史氏无废。盖一无“盖”字。赵鞅，晋之一大夫尔，一有“犹”字。有直臣书过，操简笔于门下。田文，齐之一公子尔，每坐对宾客，侍史记于屏风。至若秦、赵二主渑池交会，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、鼓缶。此则《春秋》“君举必书”之一本“之”字重二。义也。然则作“然而”用。官虽无阙，而书尚有遗，故史臣等差，莫辨其序。案《吕氏春秋》曰：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，载其图法出奔商。商太《吕览》作“内”。史向挚依《吕览》作“向挚”。旧本作“高挚”，误。见纣迷乱，载其图法出奔周。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，亦以其图法归周。又《春秋》晋、齐太史书赵、宣二。崔襄二十五。之弑；郑公孙黑强与于盟，使太史书其名，且曰七子。昭二年，上文所引皆不书年，此三字疑衍。晋韩宣子来聘，观书于太史氏，见《易象》与《鲁春秋》，曰：“周礼尽在鲁矣。”然则诸史之任，太史其最优乎？至秦有天下，太史令胡母敬作《博学章》。此则自夏迄秦，斯职无改者矣。　　汉兴之世，武帝又置太史公，位在丞相上，以司马谈为之。汉法，天下计书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。叙事如《春秋》。及谈卒，子迁嗣。迁卒，宣帝以其官为令，行太史公文书而已。寻自古太史之职，虽以一无“以”字。著述为宗，而兼掌历象、日月、阴阳、管窥天器，一作“度”。数。司马迁既殁，后之续《史记》者，若褚先生、刘向、冯商、扬雄之徒，并以别职来知史务。于是太史之署，非复记言之司。故张衡、单飏、王立、高堂隆等，其当官见称，唯知占候而已。

　　当王莽代汉，改置柱下五史，秩如御史。听事，侍傍记迹言行，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，当有“言则右史书之”六字，今缺。此其义也。

　　汉氏中兴，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，诏撰《光武本纪》及诸列传、载记。

　　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，献所作《哀牢传》，为帝所异，征诣兰台。斯则兰台之职，一有“者”字。盖当时著述之所也。自章、和已后，图籍盛于东观。　　凡撰汉记，此当有“者”字。相继在乎其中，而都为旧讹“谓”。著作，任著作之务也，时未立著作之名，故“谓”字误。竟无它称。　　当魏太和中，始置著作郎，职隶中书，其官即周之左史也。晋元康初，又职隶秘书，著作郎一人，谓之大著作，专掌史任，又置佐著作郎八人。宋、齐已来，以“佐”名施于“作”下。原注：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。旧事，佐郎职知博采，正郎资以草传，如正、佐有失，则秘监职思旧讹作“司”。其忧。其有才堪撰述，学综文史，虽居他官，或兼领著作。亦有虽为秘书监，而仍领著作郎者。若中朝曹魏、西晋，之华侨、陈寿、陆机、束晳，江左专称东晋。之王隐、虞预、干宝、孙盛，宋之徐爱、苏宝生，梁之沈约、裴子野，斯并史官之尤美，著作之妙选也。而齐、梁二代又置修《隋。志》作“撰”。史学士，陈氏因循，无所变革，若刘陟、一作“涉”，误。谢昊、顾野王、许善心之类是也。

　　至若偏隅僭国，夷狄伪朝，求其史官，亦有可言者。案《蜀志》称王崇补东观，许盖掌礼仪。又郤正为秘书郎，广求益部书籍。斯则典校无阙，属辞有所矣。而陈寿评云“蜀不置史官”者，得非厚诬诸葛乎？别有《曲笔》篇，《内篇》第二十五。言之详矣。吴归命侯旧脱“侯”字。时，有左右二国史之职，薛莹为其左，华核为其右。又周处自左国史迁东观令。以斯考察，则其班秩可知。伪汉嘉平初，刘聪年号。公师或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，撰其国君臣纪传。前凉张骏时，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，在东苑撰其国书。蜀李义门订本有“李”字，他本无。与西凉二一作“三”，非。朝记事，委之门下。

　　南凉主乌孤旧作“孙”，误。初定霸基，欲造国纪，以其参军郭旧作“郎”，恐讹。韶为国纪祭酒，使撰录时事。自余伪主，一讹作“事”。多置著作官，若前赵之和苞，后燕之董统是也。　　元魏初称制，即有史臣，杂取他官，不恒或作“常”。厥职。故如崔浩、高闾之徒，唯知知，如御史知杂之“知”。著述，而未列名号。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，正郎二人，佐郎四人。其佐三史者，“三史”。一作“参史”，下同，未详。不过一二而已。普泰前废帝元。或讹作“晋秦”。以来。三史稍替，别置修史局，其职有六人。当代都之时，史臣每上奉王言，下询国俗，兼取工于翻译者，来直或讹“置”。史曹。及洛京之末，孝文迁洛。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，谓部人。不宜归之汉士。于是以谷纂、郭本注以纂俊易之。山伟更主文籍。凡经二十余年，其事阙而不载。斯盖犹秉夷礼，有互乡之风者焉。

　　高齐及周，迄于隋氏，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，谓之监修。国史自领，则近循魏代，远效江南，参杂其间，变通而已。唯周建六官，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、佐郎为下士，名谥当作“号”。虽易，而班秩不殊。如魏收之擅名河朔，高齐。柳虬之独步关右，字文周。王劭、魏澹展效于开皇之朝，诸葛颖、刘炫宣功于大业之世，亦各一时也。

　　暨皇家之建国也，乃别置史馆，通籍禁门。西京则与鸾渚为邻，东部则与凤池相接。而一无“而”字。馆宇华丽，酒馔丰厚，得厕其流者，实一时之美事。至咸亨年，以职司多滥，高宗喟然而称曰：“朕甚懵焉。”乃命所司曲加推择，如有居其职而阙其才者，皆不得预于修撰。原注：诏曰：“修撰国史，义存典实，自非操履忠正，识量该通，才学有闻，难堪斯任。如闻近日以来，但居此职，即知修撰，非唯编辑讹舛，亦恐泄漏史事。自今宜遣史司，精简堪修史人，灼然为众所推者，录名进内。自余虽居史职，不得辄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之事。”由是史臣拜职，多取外司，著作一曹，殆一作“始”。成虚设。此四句，即制诏中“虽居史职不得辄闻见所修”等句之意。凡有笔削，毕归于余馆。语意不甚清豁，恐有讹字。始自武德，迄乎长寿，其间若李仁实以直辞见惮，敬播以叙事椎工，许敬宗之矫妄，牛凤及之狂惑，此其善恶尤著者也。　　又案《晋令》，韦名。著作郎掌起居集注，汇集而注记之。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。元魏置起居令史，每行幸宴会，则在御左右，记一作“纪”。录帝言及宾客酬对。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，多以余官兼掌。至隋，以吏部散宫及校书、正字闲于述注者修之，纳言监领其事。炀帝以为古有内史、外史，今既有著作，是外史。宜立起居。是内史。遂置起居舍人二员，职隶中书省。

　　如庾自直、崔浚祖、虞世南、蔡允恭等，咸居其职，时谓得人。皇家因之，又加置起居郎二员，职与舍人同。此之舍人，亦曰起居舍人。每天子临轩，侍立于玉阶之下，郎居其左，舍人居其右。人主有命，则逼阶延首而听之，退而编录，以为起居注。龙朔中，改名左史、右史。今上即位，仍从国初之号焉。高祖、太宗时，有令狐德棻、吕才、萧钧、褚遂良、上官仪；高宗、则天时，有李安期、顾胤、高智周、张太素、凌季友。斯并当时得名，朝廷所属者一无“者”字。也。夫起居注者，编次甲子之书，至于策命、章奏、封拜、薨免，莫不随事记录，言惟二字恐当作“载言”。详审。凡欲撰帝纪者，皆恐是“藉”字之讹。王本作“因”。之以成功。即依义门订本。一无“即”字。一误作“命”字。今为载笔之别曹，立言之贰职。故略述其事，附于斯篇。　　又按《诗。邶风。静女》之三章，君子取其彤管。夫彤管者，女史记事规海之所执也。古者人君，外朝则有国史，内朝则有女史，内之与外，其任皆同。故晋献惑乱，骊姬夜泣，床第之私，房中之事，不得掩焉。楚昭王宴游，蔡姬对以其愿，王顾谓史：“书之，此十二字旧木无之，必是脱文。无此十二字不成语矣。蔡姬许从孤死矣。”夫宴私而有书事之册，盖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？至汉武帝时，有《禁中起居注》；明德马皇后撰《明帝起居注》。凡斯著述，似出宫中，求其职司，未闻位号。隋世王劭上疏，请依古法，复置女史之班，具录内仪，付于外省。《周礼》宫人、女史之职，掌于天官。》此疏犹存此意。文帝不许，遂不施行。

　　大抵自古史官，其沿革废置如此。夫仲尼修《春秋》，公羊高疑脱谷梁赤。作传。汉、魏之陆贾、鱼豢，晋、宋之张璠、范晔，虽身非史职，而私撰国书。若斯人者，有异于是，故不复详而录之。

　　夫为史之道，其流有二。何者？书事记言，出自当时之简；勒成删定，归于后来之笔。然则当时草创者，资乎博闻实录，若董狐、南史是也。后来经始者，贵乎俊识通才，若班固、陈寿是也。必论其事业，前后不同。然相须而成，其归一揆。本音上声。

　　观夫周、秦已往，史官之取人，其详不可得而闻也。至于汉、魏已降，则可得而言。然多窃虚号，有声无实。案刘、《后汉》。曹《魏志》。二史，皆当代所撰，能成其事者，盖唯刘珍、蔡邕、王沈、鱼豢之徒耳。而旧史载其同作，非止一家。如王逸、阮籍亦预其列。一讹作“例”。且叔师研寻章句，儒生之腐者也；嗣宗沉湎曲蘖，酒徒之狂者也。斯岂能错综一作“措置”。时事，裁成国典乎？　　而近代趋竞之士，尤喜居于史职，至于措辞下笔者，十无一二焉。既而书成缮写，则署名同献；爵赏既行，则攘袂争受。遂使是非无准，真伪相杂。　　是非真伪，指列名言。生则厚诬当时，死则致惑来代。而书之谱传，借一作“以”。为美谈；载之碑碣，增其壮观。旧本：既而自历行事，称其所长，则云“某代著某书，某年成某史。加封若干户，获赐若干段，”诸如此说，往往而有。遂使读者皆以为名实相符，功尝相副。昔魏帝有言：一脱“言”字。“舜、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。”此其旧作“则”。效欤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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