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廿二史劄记》卷二十四 宋史

卷二十四 宋史

宋史数人共事传各专功

　　贝州王则之乱，讨平之者，明镐、文彦博也。

　　而郑骧传则云“王则反，讨平之。”竟似骧一人之功矣。　　又杨燧传，谓燧攻贝州，穴城以入，贼平，功第一。刘阒传，又谓阒从攻贝州，穿地道，阒先入，众始从，遂登陴，引绳度师，迟明，师毕入，贝州平，功第一。则即穴城一事，又各擅第一功矣。

　　夏竦卒，赐谥文正，司马光、刘敞俱驳之。

　　光传曰，光谓“谥之美者，莫如文正，竦何人？足以当之？”乃改谥文庄，略不及敞之同议，则似光一人所驳矣。

　　敞传又曰，敞疏三上，乃改谥文庄，亦略不及光，又似敞一人所改矣。

　　孝宗崩，光宗以疾，不能过宫成服，赵汝愚拥立宁宗一事。

　　据汝愚及赵彦逾传，是时宰相留正去位，中外汹汹，汝愚谋立嘉王（即宁宗），欲倚殿帅郭杲为用，以告彦逾，彦逾尝有德于杲，遂承命以汝愚谋告杲，杲乃领兵卫宁宗即位。是此谋本出汝愚，而彦逾共成之。厥后汝愚因此拥立之功，为侂胄所忌，得祸最烈，正以此也。

　　而叶适传，则谓是时赵汝愚计无所出，适责知合门事蔡必胜不得坐视，蔡乃与宣赞舍人傅昌朝、知内侍省关礼、知合门事韩侂胄三人定议，适亟白汝愚，汝愚乃遣侂胄、关礼以内禅事奏太皇太后，明日，因禫祭，遂立嘉王即位。则此谋，又系叶适与蔡必胜等定议后以告汝愚者矣。（按绍熙行礼记，又谓是时汝愚计无所出，宗室彦逾责以同姓之卿不得坐视，汝愚曰“奈何？事急，向承天门叫几声，自割杀耳！”彦逾曰“无益也。”乃为画计，请于太皇太后，以嘉王即位，而尊光宗为太上皇帝，使侂胄共成其事。据此，则首谋又属彦逾。然宋史彦逾传不载其首谋画策，或绍熙行礼记所云，非当日实事。）

　　宋史各传错谬处　　袁彦传，有刘仁赡降之语。张保续传，亦有刘仁赡率将卒出降之语。薛居正五代史，周显德四年，世宗亲征寿州，刘仁赡上表乞降。是薛史原有此语。然薛史仅钞实录而未及详考事实。至欧史则已辨明仁赡之不降，实副使孙羽以仁赡病笃，诈为其书以降者，所以特列仁赡于死节传。今宋史袁彦等传尚云然，岂元人修史时，并欧史亦不检对耶？

　　韩世忠传，世忠屯焦山，谓乌珠（旧史名兀术）至必登金山龙王庙观虚实。乃令百人伏庙中，百人伏岸侧，果有五骑闯入，庙兵喜，先鼓而出，仅得二人，逸其三，中有绛袍玉带，既坠而驰者，访之，即乌珠也。按金山在水中，岂能骑而入？又骑而逃？此必误也。舆地纪胜，谓伏兵北固山龙王庙，此较近理。乃作传者于此等处亦不订正。

　　曹友闻传，元兵攻武休关，败都统李显忠军，遂入兴元。按显忠系绍兴中归宋，卒于乾道中，距友闻与蒙古兵战时，已六、七十年，安得尚统军耶？或另有一李显忠，然史又不分析言之。

　　陈宜中传，遣张全合尹玉、麻士龙援常州，玉、士龙皆战死，全不发一矢，奔还。文天祥请诛之，宜中释不问。文天祥传，亦谓朱华、尹玉等战五牧，败兵渡水挽全军舟，全军斩其指，皆溺死。全不发一矢，走归。是张全并未战也。而尹玉传乃云，淮将张全、广将朱华大战于五牧。则全又在力战之内矣！功罪混淆，莫此为甚。　　又刘师勇与姚讪守常州数月，城陷，师勇拔栅，战且行，其弟马堕堑，跃不能出，师勇举手与诀而去。是师勇守常，至城破始去也。事见张世杰传及元史伯颜传，并郑所南集。而王安节传，则谓师勇复常州后，即赴平江，使安节在常拒守。又似师勇未尝与常州之难者。此又一史中自相矛盾之处也。

　　吕蒙正传赞，谓国朝三次入相者，惟赵普、吕蒙正。然蒙正之后，又有张士逊、吕夷简、文彦博，皆三次入相，蔡京并四次入相。蒙正传赞所云，亦未深考。

　　宋史列传又有遗漏者

　　一代之臣甚多，自非大奸大忠，原不能悉载，然有必宜载而反遗漏者。　　俞文豹清夜录，靖康之变，上皇将赴金军，中书舍人姜尧臣极谏不可往，番使以骨朵（铁制或木制兵器，一端有大首，状如蒜头，柄较长。相似者为锤，惟锤柄较短。）击之死。曹勋北狩录，四太子求王婉容为黏罕子妇，婉容自刎死。此二事忠节凛然，史传所必宜载者，而列传皆无之。　　彭义斌自山东起义，随李全来归，即与赵范、赵葵破金兵，义斌独击至下湾渡，掩金人于淮。（见贾涉传）后因李全乱，楚州制置使许国走死，义斌斩全使，大骂，誓必报此仇。会全攻恩州，义斌即出战，败之，全求制置使徐晞稷书与义斌速和，义斌致书赵善湘曰“不诛全，恢复不成。但能遣兵扼淮，断其南路，必可灭贼。贼平之后，义斌战河北盱眙，诸将战河南，神州可复也。”（见李全传）赵范亦谓善湘曰“义斌蹙全，如山压软卵，然必请而后讨者，知尊朝廷也。”（见赵范传）全贻书制置司，诬义斌叛朝廷，虽知义斌之功，惮全未欲行赏，义斌俟朝命不至，拓地而北，进攻东平，严实潜求救于蒙古将博罗罕，而与义斌连和，义斌亦欲藉实取河朔而后图之，遂以兄礼事实，不夺其兵，而留青崖崮所掠实之家属不还，进攻真定，降金将武仙，众至数十万，既下真定，道西山而北，博罗罕兵始至，义斌分兵与实，阳助而阴伺之，实危急，即赴博罗罕军与之合，与义斌战于内黄之五马山，义斌兵败被执，史天泽说之降，义斌厉声曰“我大宋臣也，肯为他人属耶？”遂死之。（见元史严实等传）后朝廷讨李全诏有云“彭义斌以忠拓境，大展皇略，已加赠典追封。”（见李全传）是义斌之忠义勋绩比赵立、李宝、魏胜等更有过之，则宋史何得无传？乃仅散见于李全等传，而不另立专传，岂非阙漏耶？

　　又吴缜作新唐书纠谬，至今尚传其书，而宋史无传；刘克庄诗集、文集为宋末一大家，今亦无传。此皆史家之疏也。

　　宋史排次失当处

　　宋史又有不必立传者。　　欧公五代史，不立韩通传，为本朝讳也。宋史补之，而以李筠、李重进并列为周三臣，是矣！

　　他如张从恩、扈彦珂、薛怀让、药元福，皆五代时人。

　　从恩入宋，改封许国公，其入宋史可也。

　　彦珂、怀让、元福，当宋初即病殁；赵昂、李谷、窦贞固、李涛、赵上交、张锡、张铸边、归谠、刘涛等，并未官于宋，则传之何为？或以五代史无传，不得不于宋史存之，然李谷、李涛在五代尚有事迹可纪，其余本不足书，乃一概入之列传，仍不过叙其历官，如今仕途之履历而已，此亦成何史策？

　　宋臣中宣缯、别之杰、邹应龙、金渊、张磻、饶虎臣、戴庆炯等传，亦但叙履历，绝无一言一事，则传之何为？

　　其他编次之失，更有当改定者。

　　张宪、牛皋、杨再兴，皆岳飞部将，旧史本附飞传后，元人修史，另编为卷。（说已见前）

　　刘子羽、胡世将与吴玠兄弟在蜀同功共事，应与玠璘相次，今亦各为卷，此犹曰官有文武之别也。　　解元、成闵皆韩世忠部将，宜附世忠后；郭浩、杨政皆吴氏部将，用兵与吴氏相终始，宜附玠、璘后，今皆另编为卷。盖亦元人改旧史而排次耳。　　王友直、李宝皆自北起义来归，既同列一卷；李显忠亦自鄜延起事，间关数国，冒死南投，功名尤著；魏胜起兵涟水，据海州以归，与宝共事，此数人者，应汇列为一卷，以显忠为首，胜、宝、友直次之，而今皆各为卷。

　　秦桧擅国十九年，凡居政府者，莫不以微忤斥去，惟王次翁始终为桧所怜，则次翁应附桧传后；陈自强之附韩侂胄，与次翁之附秦桧一也，则自强亦应附侂胄后，乃皆编入列传，不著奸党，何也？

　　权邦彦，徽、钦时人，卒于高宗绍兴三年，乃厕于宁宗诸臣之列；汪若海、张运、柳约亦皆钦、高时人，而厕于理宗诸臣之列；林勋、刘才邵等皆高、孝时人，并厕于德祐末造李庭芝诸人之列，不几颠倒时代乎？

　　南唐世家，既立韩熙载传矣，刘仁赡、皇甫晖、姚凤皆完节于南唐者，何以不为立传，以附于熙载后？南唐徐铉、北汉杨业，后仕于宋，既入之宋臣传矣，南唐之周惟简、西蜀之欧阳迥，亦皆仕宋，历官多年，何以又不入宋臣传，而仍附南唐、西蜀世家之后乎？　　此皆自乱其例者。想见元人修史，草率从事，徒以意为排次，不复详细审订也。

　　史家一人两传　　史传人物太多，修之者非一人，不暇彼此审订，遂有一人而重出者。

　　如顾宁人（炎武）指出元史列传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即第九卷之雪不台；十八卷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；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。皆是一人两传。可见修史者之草率从事。　　然蒙古以国语为名，译作汉字，但取其音之同，而字不必画一，致有此误，犹有说也。

　　若旧唐书列传之七十二既有杨朝晟，九十四又有杨朝晟；五十一既有王求礼，一百三十七又有王求礼，宋史列传之一百十六既有李熙靖，二百十二又有李熙靖。考其事迹，实系一人，并非偶同姓名者。

　　是修史之草率，更甚于明修元史时。　　至如辽史有三耶律托卜嘉（旧史名耶律挞不也），一在列传第二十六，一在第二十九，一在第四十一；又有两萧罕嘉努（旧史名萧韩家奴），一在列传第二十六，一在第三十三；又有两萧塔喇噶（旧史名萧塔剌葛），一在列传第十五，一在第二十。金史又有两达兰（旧史名挞烂），一在列传第十（又名古云，旧史名彀英），一在第十五；又有四罗索（旧史名娄室），一在列传第十，其三在五十七，同为一传，当时已以大娄室、中娄室、小娄室别之；又有两额尔克（旧史名讹可），亦同为一传，当时亦有草火讹可、板子讹可之别。　　此则名虽同而人各别。盖辽、金、元皆以国语为名，诸人国语之名本同故耳。

　　至如金史之碎不即元史之速不台（即元将之围汴京，掳金妃后及宗族北去者），宋史之兀良哈即元史之兀良合台（即征交趾，由粤西北归者）。此又修史时，各据所译汉字入传，不暇彼此订正也。

　　监板宋史脱误处

　　余家所有宋史二本，系前明南北监板各一，其中误字落句不一而足。

　　尤袤传：高宗配享四人，王“俊”误为“浚”

　　如尤袤传：高宗崩，灵驾将发引，忽议配享，洪迈请用吕颐浩、韩世忠、赵鼎、张浚，袤言“祖宗典故，既祔然后议配享，今忽定于灵驾发引之前，不加详议，恐无以服勋臣子孙之心。”乃诏更议，后卒用四人者。时杨万里亦谓张浚当配食，争之不从，补外。袤转礼部侍郎云云。

　　按万里所著诚斋挥麈录，谓洪景卢以浚杀曲端一事，辍其配享。是迈乃辍浚者。今传反云迈请用浚。又按杨万里传，高宗崩，洪迈不俟集议配享，独以吕颐浩等姓名上，万里疏诋之，力言张浚当与。是迈本未以浚入配享。尤袤传云张浚，当是张俊之误也。配享兼用文武，迈既请用吕颐浩、赵鼎两文臣，则武臣必是韩世忠、张俊耳。（案今本已订正为张俊）

　　曹勋传：曹勋副使，王“纶”误为“伦”

　　又曹勋传：绍兴二十九年，勋副王伦为称谢使至金，金主将侵淮，勋与伦归言和好无他。

　　按伦自建炎元年即为通间使至金，绍兴二年，粘罕使伦归报；七年，再使金，回；八年，又往，偕张通古来；九年，再充使奉迎梓宫。太后被拘河间。十四年，金人欲官之，不从，乃缢死。是伦之死，在绍兴十四年，安得二十九年尚有与曹勋同使之事？

　　及阅王纶传：二十八年，金将渝盟，边报沓至；二十九年，朝论欲遣泛使觇之，纶请行，曹勋副之，至金，馆礼甚隆，归言邻国恭顺陛下威德所致。然是时，金已谋犯江，特以善意绐纶耳。据此，始知勋所副者，乃王纶，非王伦也。（案今本已订正为王纶）

　　张邵传：弟祁下狱株连邵，会桧死得免

　　又张邵传：邵初使金，遇秦桧于潍州，及归，上书言桧忠节。后其弟祁下狱，将株连邵，会桧死得免。

　　此数语上下不贯，邵既有德于桧，桧自党护之，桧死则不能免株连矣！乃反云桧死得免。此必有脱落字句处。皆刊刻时校讎不精之故也，当别求善本改之。（按今本仍旧。复按高宗纪，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乙酉，命大理鞫张祁附丽胡寅狱。邵将受株连者，当系此事。胡寅一案，缘于绍兴二十年桧党诬李孟坚诵其父光所撰私史，语涉讥谤，诏送大理寺。而李光已先于十一年遭贬。至是，桧复因忌寅，并坐寅与光书讥讪朝政，狱成，诏胡寅等八人缘坐。至二十五年，乃复牵连张祁。至桧死，高宗虽追封申王，谥忠献，且亲幸其第临奠。而于桧党则稍抑之，且平复桧所倾陷者。二十五年十一月乙丑，乃释张祁狱。十二月甲申，召胡寅等令自便，仍复其官。据此，邵传所谓“会桧死得免”者，系因高宗既释张祁狱，邵自于免论之列。则翼谓“邵既有德于桧，桧自党护之，桧死则不能免株连矣！”乃未辨张祁狱之所由，故有此疑。况桧既党护邵，岂不知构祁必株连邵耶？宋史先叙邵言桧忠节，后叙祁狱将株连邵，应是彰显桧之负恩，纵有脱漏，如作“会桧死乃得免”，则明矣！然则翼“党护”一语，坐邵为桧党，未免率断也。且邵虽有德于桧，然为国出使囚徙，屡濒于死，本为高宗亲重，岂可与桧党同视耶？）

　　赵良嗣不应入奸臣传

　　马植，燕人，以取燕策干童贯入奏。徽宗宠之，赐姓名李良嗣，又赐以国姓。图燕之议由此起，斯固召祸首谋，然良嗣但建此策，听不听，则在乎庙堂之持议也。

　　及良嗣奉使由海道至金，与金太祖约：金取中京大定府，宋取燕中析津府。自是凡数往返。会金太祖殂，金人欲变元约，但予以燕京及蓟、景、檀、顺、涿、易六州，良嗣言“元约山后山前十七州，今如此，信义安在？”金人不从。良嗣又奉使往，曰“本朝徇大国多矣！岂平滦一事，不能相从耶？”金又不从。嗣良嗣又至，以答书稿示良嗣曰“燕京系我朝兵力攻下，其租税当输我朝。”良嗣曰“租随地出，岂有予地而不予租税者？”金人曰“燕租六百万，今只取一百万，不然，还我涿、易。”良嗣曰“我朝自以兵下涿、易，今乃云尔，岂无曲直耶？”是良嗣衔命往来，能以口舌抗强邻。（以上皆见续通鉴钢目）故宋史本传亦谓往返六七，颇能缓颊尽心，与金争议。

　　使无收纳张觉之事，金人亦难遽起兵端，（宣和五年，辽人张觉叛金以平州来附，金人以纳叛为责，索之甚急，始命王安中缢杀，函其首送之，金人终以是启衅）而中华疆土复归版图，良嗣方且当入功臣传中。乃张觉之叛金来降，主国计者贪近利而昧远计，辄轻为招纳，良嗣方苦口争之，以为失欢强邻，后不可悔。（良嗣争之不果，坐夺职，削五阶）而举朝醉梦，卒不听从。果致金兵得以借口，不惟新得之地尽失之，并至銮舆北狩，神州陆沈。此则王黼辈之贪功喜事，谋国不臧，于良嗣无与也。乃事后追论祸始，坐以重辟，（靖康元年，御史胡舜陟论其结成边患，败契丹百年之好，使金寇侵陵，祸及中国，乞戮之于市。时已窜郴州，诏广西转运副使李升之即所至枭其首，徙妻子于万安军）已不免失刑。修史者又入之奸臣传中，与蔡京等同列，殊非平情之论也。

　　王伦　　王伦使金，间关百死，遂成和议。世徒以胡铨疏斥其狎邪小人，市井无赖。张焘疏斥其虚诞，许忻疏斥其卖国，遂众口一词，以为非善类。甚至史传亦有家贫无行，数犯法幸免之语。不知此特出于一时儒生不主和议者之诋諆，而论世者则当谅其心，记其功而悯其节也。

　　伦本王旦弟勖之后，初非市侩里魁。其奉使在建炎元年，是时金人方掳二帝北去，凶焰正炽，谁敢身入虎口？伦独慷慨请行，其胆勇已绝出流辈。及至金被留，久之，尼玛哈（旧史名粘罕）使乌陵思谋至，伦即以和议动之，欲使其还两宫、归故地，尼玛哈虽不答，然和议实肇端于此。即洪皓之以畏天保天语悟室，犹在后也。已而尼玛哈有许和意，绍兴二年，先遣伦归。次年即遣李永寿、王翊来。值刘豫内犯，议遂中格。七年，徽宗、郑后讣至，复遣伦充使奉迎，并乞河南、陕西地。是冬，豫既废，伦入见金主，金遂以乌陵思谋、石庆偕伦来议。八年，再使金，金即遣张通古等来，许归梓宫、母后及河南、陕西地。九年，伦充使再往金，竟以河南、陕西地先付之。

　　设使金不渝盟，则存没俱归，境土得复，伦之功，岂南渡文武诸臣所可及哉？只以金人自悔失策，旋毁前议，伦遂被拘于河间。其后和议再成，遂不得身预其事。然创议于敌势方张之时，与收功于两国将平之日，其难易既不同。且伦之议和，则请帝后疆土全归，而未议及岁币；迨秦桧主和，则寸土不归，反岁输银绢二十五万两匹，徒得一母后、二旅柩而已，其难易更不可以道里计。而况李永寿等之来，赖伦以云中旧识，稍损其骄倨；张通古等之来，又赖伦委曲调护，使秦桧就馆受书，以免屈万乘之尊。是其周旋于事势难处之会，即朱弁、洪皓辈有不能及者。盖弁、皓仅完臣节，伦则兼齐国事，其所任为独难，故皓归亦极言“伦以身徇国，弃之不取，缓急何以使人？”实深服其心力俱殚也。

　　及被拘六年，金人欲用为平滦三路都转运使，其时两国和议久成，化仇为好，即受金官职，亦非反颜事仇，况家本莘县，乡土已属于金，于私计亦甚便，乃力拒不受，甘被其缢死。（金史谓伦已受官又辞，乃缢死。宋史则谓不受官而被害。按伦如果受官，岂复抗辞？是必未受官也）是不惟谋国之忠，历百艰而不顾；而徇国之烈，甘一死而不挠，视弁、皓等得归故国，身受宠荣者，其身世尤不幸，志节尤可悲也！而区区身后之名，又以市井无赖数语传为口实，至今耳食者几视为幸功捭阖之人，此不可不急为别白也。

　　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

　　角力而灭其国，角材而臣其人，未有不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者。独宋初不然。

　　周保权被擒，授千牛卫上将军，葺京城旧邸院居之。（湖南）

　　高继冲纳土，但令王仁赡知军府事，而仍令继冲镇其地。迨继冲入朝，改授武宁军节度使、徐宿观察使，镇彭门，凡十年。其叔高保衡，历知宿、怀、同、汝四州及光化军。其臣孙光宪，亦官黄州刺史。梁延嗣亦官复州防御使。（荆南）

　　刘鋹战败被擒，仍封恩赦侯，赐第居京师，进封彭城郡公。（南汉）

　　李煜城破始降，封违命侯，居京师。后封陇西郡公。其子弟多授大将军、卫将军等官，从善为通许监军，从誧历知随、复、成三州，季操历知淮阳、涟水二军、蔡、舒二州，仲寓官郢州刺史十余年，其臣徐铉等皆官于京师，更无论也。（南唐）

　　孟昶既降，赐第京师，封秦国公，寻卒。子元历知贝、定二州，又为镇州兵马钤辖，移滑州，以病求小州，乃移滁州而卒。元历官宋、曹、兖、郓都巡检，出知滑州。其臣伊审征，官静难军节度使，移镇延安。赵彦韬授兴州刺史，移沣州。毌守素历知赵州、容州，兼本管诸州水陆转运使。（西蜀）

　　陈洪进纳土后，封杞国公，赐第居京师。子文显仍知泉州，移知青、齐、庐三州。文颢历知房、康、同、耀、徐、衡六州。文顗历知海、濮、潍、沂、黄五州。文顼历知登、舒二州。（漳泉）　　钱俶纳土后，封淮海国王，赐礼贤宅，居京师。后出为武胜军节度使，改封南阳国王。子惟浚屡加诸镇节度使，常居京师。惟治知真定军府兼兵马都部署。惟济历知绛、潞二州，又为永州团练使，改成德军。惟演仕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出判许州。俶弟俨判和州。昊历知宋、寿、泗、宿四州。其臣僚孙承祐知大名府，改知滑州。沈承礼知密州。（吴越）

　　刘继元降，封彭城郡公，赐京城甲第一区，授保康军节度使。其臣李恽历知广、许、孟三州。马峰分司西京。（北汉）　　统计诸降王及诸降臣，无一不保全者，此等僭伪窃据之徒，归降本非素志，况新造之邦，民志未定，国势易摇，岂能一无顾虑？乃其主皆赐第京师，居肘腋之地，其子弟臣僚又皆分职州郡，掌兵民之权，而庙堂之上不闻操切猜防，入仕新朝者，亦帖然各效其勤，无反侧不靖之意。于此见宋太祖、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，震服一世之神威，非诈力从事者，所可及也。后之论者往往谓宋开国之初，即失于弱。岂知不恃诈力以为强者，其强更甚也哉！　　宋诸帝御集皆建阁藏贮

　　宋诸帝御集各建阁藏贮，自真宗始。

　　真宗晚年，以所著诗文示丁谓等曰“朕听览之下，以翰墨自娱，虽不足垂范，亦平生游心于此也。”谓等请镂板宣布，共七百二十二卷，并作天章阁贮之。

　　自后诸帝御集皆仿此例，而阁名各不相袭。

　　英宗建宝文阁，藏仁宗御集。

　　神宗以英宗御书，亦附于内。

　　哲宗建显谟阁，藏神宗御集。（元祐二年，已诏苏辙、刘攽等编次神宗御集，四年上之，先藏宝文阁，元符元年，另建显谟阁贮之）

　　徽宗建徽猷阁，藏哲宗御集。

　　高宗建敷文阁，藏徽宗御集。

　　孝宗建焕章阁，藏高宗御集。

　　宁宗建华文阁，藏孝宗御集，又建宝谟阁，藏光宗御集。

　　理宗建宝章阁，藏宁宗御集。

　　度宗建显文阁，藏理宗御集。

　　每帝各建一阁，虽颇繁费，然亦足昭敬谨，且见诸帝文治之盛也。又每阁皆置学士、直学士、待制等官，俾专职掌。（以上皆见本纪）如神宗以章衡为宝文阁待制，谓之曰“卿为仁宗朝魁甲，宝文藏御集之处，未始除人，今以处卿是也。”（见衡传）　　录名臣后

　　真宗录唐白居易后利用，为河南府教授；元稹七世孙为台州司马；裴度孙坦为郑州助教，又录唐长孙无忌、段秀实等孙，皆教官。

　　仁宗录唐狄仁杰、张九龄、郭子仪、颜真卿后。　　神宗录唐魏征、狄仁杰、段秀实后。皆见本纪。

　　按旧唐书段秀实传，自贞元后，凡赦书褒忠，必以秀实为首。又贞元六年，赦书授颜真卿一子五品官。文宗时又以真卿曾孙弘式为同州参军。五代史刘遂清传，唐朝浑、郭、颜、段之后，每一赦出，以一子出身，率为常制。是唐及五代时已有此制，宋盖仿而行之也。

　　宋皇后所生太子皆不吉　　真宗由皇太子登极，其母则李贤妃也。仁宗由皇太子登极，其母则李宸妃也。神宗之为皇太子，其母本高皇后，然生帝时尚在英宗潜邸，未为后也。哲宗由皇太子登极，其母朱德妃，亦非后也。

　　惟钦宗生时，其母王氏已册为后，故钦宗以嫡长为皇太子，后即位，竟北迁于金。　　南渡后，光宗母系郭皇后。宁宗母系李皇后，然诞育时，亦皆在潜邸，未为后也。

　　惟度宗后全氏，正位中宫，后生德祐帝，（咸淳三年，立全后，七年生帝）甫登极，即国亡。

　　统计有宋一代，皇后正位后所生太子，只靖康、德祐二帝，而二帝皆为失国之君，此理之不可解者。　　又有已立为太子而不得继统者。　　太宗之昭成太子元禧，真宗之悼献太子祐，哲宗之献愍太子茂，犹皆死后追赠，未尝及身为储君也。

　　其生而立为太子者，钦宗嫡子谌，朱后所生，生时虽尚未为后，然正妃也，故谌为嫡皇孙，当时已称祖宗以来所未有。钦宗登极后，立为皇太子，后竟随北去。　　高宗之元懿太子，潘贤妃所生，苗刘之变为所拥立，改元明受，高宗复辟后，立为皇太子，未几殇。　　孝宗之庄文太子愭，郭后所生，嫡长子乾道，元年立为皇太子，年二十四薨。

　　宁宗之景献太子询，本宗室子，开禧初，立为皇太子，年二十九薨，再育宗室子贵和为皇子，赐名竑，虽未加太子之号，然已居储贰，继体攸属，后为史弥远擅废，降封镇王，不得其死。　　是不惟正后所生太子不吉，即非正后所生而册为太子者，亦不皆吉也。

　　宋初考古之学

　　考古之学，至南宋最精博。如郑樵、李焘、王应麟、马贵与等是也。然宋初制诰之臣已多博雅。

　　乾德三年，范质等三相俱罢，将独相赵普，而无宰相书敕，帝以问陶谷，谷曰“古来宰相未尝虚位，惟唐文宗甘露之变，数日无相，左仆射令狐楚奉行。今尚书亦南省官，可以书敕。”窦仪曰“非承平令典也。皇弟（即太宗光义）开封尹同平章事，即宰相也，可书敕。”从之。仪之论固是。然古来偶有朝无宰相之故事，谷独能记之。

　　又普独相后，太祖欲置之副而难其名称，问谷“下宰相一等有何官？”谷曰“唐有参知机务、参知政事。”遂以薛居正、吕余庆为参知政事。仓猝一问，即能援引故事，可见熟于典故，腹笥中无不有也。

　　太祖改年号乾德，以为古所未有，后于宫中得乾德钱，以问窦仪，仪对以伪蜀曾有此号。（案十国前蜀后主王衍年号乾德，又荆南高继冲年号亦为乾德）询知果自蜀中来者，始叹曰“宰相须用读书人。”

　　太宗时，皇子元杰封吴王，行扬州、润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张洎谓“六朝皇子封王，以郡为国，置傅相、内史等，佐王为治，或王子不之国，则内史行郡事。唐改为长史，凡亲王授大都督不之镇，而朝命大臣临郡者，即有长史之号，谓亲王之上佐也。如段文昌出镇扬州，云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李载义出镇幽州，云卢龙军副大使知节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是也。今王既为大都督，又为长史，则是王自为上佐矣！”

　　即此数条，可见诸臣于朝章国典，无不究心有素，仓猝间即有据依，足资朝廷制作之讨论也。

　　又钱俶薨，谥忠懿，张洎为覆状，有“受宠若惊，居亢无悔”语，张佖驳之，谓“亢龙无悔，非臣子所宜言。”洎对状曰“易之九三，王弼注云‘处下体之极，居上体之下，因时而惕，故愈于上九之亢。’正义云‘九三，居下体之极，是人臣之体，其能免亢龙之咎者，以慎守免祸也。’是人臣能免亢极之祸也。汉书梁商传赞云‘地居亢满而能以谨厚自终。’杨植作许由碑云‘锱铢九有，亢极一夫。’杜鸿渐让元帅表云‘禄位亢极，过逾涯量。’卢杞作郭子仪碑云‘居亢无悔，其心益降。’张说作祁国公碑云‘一无目牛之全，一无亢龙之悔。’皆就人臣而言也。”乃诏“洎援引故实，历历有据，罚佖一月俸。”以一亢字而援引典故，辩博如此，其学可知。

　　神宗有殿名宣光，哲宗问林希古“有此名否？”对曰“此石勒殿名也。”乃更名显承。

　　此又诸臣熟于经史之学，原原本本，非以口给也。

　　自朝章国故之不讲，则有如蔡京误以唐太宗为宋太宗，而废尚书令者矣！（徽宗诏“尚书令，太宗曾为之，今不须复置。”说者谓“宋太宗未尝为尚书令，惟唐太宗曾为之，今误以唐太宗为宋太宗，乃蔡京当国，不学无术之故也。”见京传）自经义史学之不讲，则有如章惇谓“北郊祀地，只可谓之社。”而欲废北郊大礼者矣！（惇以北郊止可谓之社。黄履曰“天子祭天地皆称郊，故诗序云‘郊祀天地’，若社则土神也，岂有祭大只亦谓之社乎？北郊之议遂定。见黄履传）然则北宋文学之臣，稽典故，援经史，俱确有据依，岂后代所可及哉！

　　宋初严惩赃吏

　　宋以忠厚开国，凡罪罚悉从轻减，独于治赃吏最严。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，民不聊生。故御极以后，用重法治之，所以塞浊乱之源也。

　　按本纪，太祖建隆二年，大名府主簿郭顗坐赃弃市。乾德三年，员外郎李岳、陈偃、殿直、成德钧皆坐赃弃市。蔡河纲官王训等以糠土杂军粮，磔于市。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。开宝三年，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。四年，将军桑进兴、洗马王元吉、侍御史张穆、左拾遗张恂皆坐赃弃市。刘祺赃轻，杖流海岛。六年，中允郭思齐、观察判官崔绚、录事参军马德林俱坐赃弃市。此太祖时法令也。

　　太宗太平兴国三年，泗州录事参军徐璧坐监仓受贿出虚券弃市。侍御史赵承嗣隐官钱弃市。又诏诸职官以赃论罪，虽遇赦不得叙，永为定制。中书令史李知古坐受赃，改法杖杀之。詹事丞徐选坐赃杖杀之。御史张白以官钱籴卖弃市。汴河主粮吏夺漕军粮，断其腕，徇河干三日，斩之。是太宗法令犹未弛。然寇准谓“祖吉、王淮皆侮法受赃，吉赃少，乃伏诛；淮以参政王沔之弟，盗主守财至千万，止杖，岂非不平耶？”则是时已有骫法曲纵者。

　　至真宗时，弃市之法不复见，惟杖流海岛。如员外郎盛梁受赃流崖州。著作郎高清以赃杖脊配沙门岛。盖比国初已弛纵矣。

　　仁宗本纪，则并杖流之例亦不复见。

　　苏颂传，知金州张仲宣坐枉法赃应死，法官援李希辅例，杖脊黥配海岛。颂奏仲宣赃少应减，神宗曰“免杖而黥之，可乎？”颂引“刑不上大夫”为对，遂免黥，永为定制。自是宋代命官犯赃抵死者，例不加刑。当时论者谓“颂一言而除黥刺，以为仁人之言，其利溥。”（见颂传）益可见姑息成风，反以庇奸养贪为善政。其于不肖官吏之非法横取，盖已不甚深求。　　继以青苗免役之掊克，花石纲之攘夺，遂致民怨沸腾，盗贼竞起。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，官军万人不敢捕。方腊之乱，凡得官吏必恣行杀戮，断截肢体，探取肺肝，或熬以鼎油，或射以劲矢，备极惨毒，以泄其愤。陈遘疏，所谓“贪污嗜利之人，倚法侵牟，不知纪极，怨痛结于民心，故至此也。”（见陈沟及方腊传）

　　南渡后，高宗虽有诏“按察官岁上所发摘赃吏姓名，以为殿最。”然本纪未见治罪之人。

　　惟孝宗时上元县李允升犯赃贷死，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，籍其赀，失察上司俱降黜。广东提刑石敦义犯赃刺面配柳州，籍其家。知潮州曾造犯赃贷死，南雄编管，籍其家。参知政事钱良臣以失举赃吏，夺三官。是时法令虽比国初稍轻，而从积玩之后，有此整饬，风气亦为之一变。真德秀所谓“乾道、淳熙间，有位于朝者，以馈赂及门为耻；受任于外者，以苞苴入都为耻。”（苞苴：本意为以草苇包裹，惟贿赂恐人知，以苞苴其外，故为贿赂别称。后汉书隗嚣传：苞苴流行，财入公辅。）皆孝宗之遗烈也。

　　理宗虽亦诏“监司以半岁将劾去赃吏之数来上，视多寡为殿最，守臣助监司所不及，则以一岁为殿最。”（见本纪）是亦颇能留意综核者。然是时汤焘疏言“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，故民罹昔所未有之害；苞苴有不可胜穷之费，故民有不可胜穷之忧。”（见焘传）则知庙堂之诏已为具文，而官吏之朘削如故也。贾似道亦疏言“裕财之道，莫急于去赃吏，艺祖杖杀朝堂，孝宗真决刺面，今当仿而行之。”（见似道传）以似道之狂谬，尚知赃吏之不可不重惩，而追思艺祖、孝宗之遗法，然则是二帝者，可谓知所务者哉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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