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管子轻重篇新诠》論 管 子 輕 重 上
論 管 子 輕 重 上
──關於管子輕重的著作年代一、引言《管子。輕重》十九篇,亡失了三篇,現存十六篇。它和《管子》其它各篇不是一個思想體系。它是一部專門討論財政經濟問題的書。其中有許多問題,是西漢一代和王莽時代所特有的,與普通的財政經濟的性質迥不相同。由於作者故弄玄虛,把自己在財政經濟上的意見,用託古改制的方法,說成是歷史上有名的大政治家管仲的主張,蒙蔽了不少從事研究這部書的學者。梁啟超作《管子傳》一書,對於書中有關財政經濟方面的理論,有些地方算是最能發前人之所未發。但他一則誤信此書為管仲所作,把時代提前了好幾百年;又由於梁氏對書中的財政經濟理論,完全採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觀點來進行解釋,所以他對於此書的了解,也就不能達到「心知其意」的境界。王國維在其所著《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》一文中,則認為《輕重》諸篇是漢文、景間所作,但他引以為唯一之證據,僅書中「玉起于禺氏」一條,而無視於書中所反映的有關文、景以後的許多史實,未免有「只見樹木,不見森林」的毛病。羅根澤在其所著《管子探源》一書中,曾列舉了十二條證據,證明此書乃漢武、昭時理財家所作,在時代上比梁、王二氏推進了一步;但羅氏所引證據,只是從字面上著眼,沒有能更深入的去了解書中所討論問題的真正核心,因而他的結論也就不能完全令人滿意。文化大革命前胡寄窗在其所著《中國經濟思想史》中,則把《管子》列入戰國時代孟軻之後和荀況之前,既誤將本書與《管子》其它各篇混為一個思想體系,而在時代問題上又從王、羅二氏已經前進了一步的地方倒退了回去,這也是未免使人失望的。
根據我個人不成熟的意見,則認為本書與《管子》其它各篇不是一個思想體系。它是西漢末年王莽時代的人所作。關於這種觀點,都散見在拙稿《管子輕重篇新詮》各篇中。一九五四年十月,已故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同志在其所著《管子集校。引用校釋書目提要》中對此有所批評,說是「證據薄弱,說難成立」。但同年四月寫信給我,不久又約我到他家裏去談話,都用極其熱忱的態度表揚我,并鼓勵我:「把這些觀點寫成一篇綜合的研究──即是寫成一篇論文形式,似乎更便於發揮。」這就充分表現了他對一個在學術上持不同意見的人的高度民主風格。事隔二十多年,我才把這篇論文寫了一個輪廓,不意郭老已因病逝世,就正無從,痛悼曷極!現在把它整理出來,敬獻於尊敬的郭老英靈之前,兼以求教於海內同好!
二、進攻的幾個主要據點本書是古人故弄玄虛,用偽裝的方法,在學術史上打的一個埋伏。要攻破這個埋伏,揭開它的偽裝,以期露出本來面目,勢非採用作戰的方法,先建立幾個主要的據點,作為進攻的根據地;然後穩扎穩打,由點及線,再進行全面的圍攻,決不足以獲得最後的勝利。
現在,就讓我們依照這個作戰計劃進行吧!
第一,本書之成,不得在漢高祖劉邦七年(前二00)封陳平為曲逆侯以前──《輕重甲》:「管子曰:「女華者,桀之所愛也,湯事之以千金;曲逆者,桀之所善也,湯事之以千金。內則有女華之陰,外則有曲逆之陽,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,此湯之陰謀也」。」這里有「曲逆」二字,便是一個大破綻。考《漢書。陳平傳》載劉邦被匈奴圍於白登,用陳平奇計,使使間厚遺單于閼氏,單于,匈奴君主稱號。閼氏音煙支,單于嫡妻的稱號。圍以得解。劉邦回師,路過曲逆,乃詔御史以陳平為曲逆侯。這是漢高祖七年的事。這裏最宜注意的:
一、曲逆是陳平的封號,是漢高祖七年才被封的,在此以前沒有過。
二、陳平之被封為曲逆侯,是由於他是漢朝的一位大間諜。他曾為劉邦前後出過六次奇計,不僅解了白登之圍,而且遠在楚漢戰爭期間,他還一次從劉邦手裏領用過黃金四萬斤,去離間項羽和范增的君臣關係,破壞他們之間的團結,收到了滅亡楚國的效果。這與「湯事之以千金」正相符合。
三、劉邦在白登被圍得解,確實是得了匈奴冒頓單于閼氏的力量。而閼氏的肯於出力,又確實是通過大間諜陳平的奇計,使使厚遺她才實現的。這與所謂「湯以千金事女華」和「陰陽之議合」等說法也完全一致。當然,它決不是在寫劉邦,但也決不是在寫湯。它只是要說明一個關於用金錢實行離間的間諜政策,所以就從腦子中所能記憶的有關這一類事件的人物信手拈來,編成一個故事,作為這個政策的具體例證罷了。
第二,本書之成,不得在漢文帝劉恒十二年(前一六八)徙淮南王為梁王以前──《輕重戊》:「恒公曰:「今吾欲下魯、梁,何行而可?」管子對曰:「魯、梁之民俗為綈,公服綈,令左右服之,民從而服之。公因令齊勿敢為,必仰於魯、梁。則是魯、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。」桓公曰:「諾。」即為服於泰山之陽,十日而服之。」尹注云:「魯、梁二國在泰山之南,故為服于此,近其境也,欲魯、梁人速知之。」案當齊桓公時,齊、魯附近無梁國。至戰國,魏都大梁,始以梁稱。然大梁之梁,並不在泰山之南。泰山之南之梁國,至漢文帝劉恒用賈誼言,徙淮陽王為梁王始有之。《漢書。賈誼傳》:「梁王勝死,無子。誼上疏曰:「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。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。不可者,可徙代王而都睢陽。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,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。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。梁足以扞齊、趙,淮陽足以禁吳、楚。陛下高枕,終無山東之憂矣。」文帝於是從誼計,乃徙淮陽王武為梁王,北界泰山,西至高陽,得大縣四十餘城。」又《漢書。文三王傳》也有「梁孝王武為代王。四年,徙為淮陽王。十二年,徙梁……居天下高腴地,北界泰山,西至高陽,四十餘城多大縣」的記載。據此,是「北界泰山」之梁至漢文帝劉恒十二年才開始出現。今此文言梁與魯皆在泰山之南,足證其所謂梁者,確係指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」而「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」之後的「北界泰山」之梁而言,實甚明顯。
第三,本書之成,不得在漢武帝劉徹元鼎二年(前一一五)修昆明池及元鼎六年(前一一一)平定南越以前──《輕重甲》:「桓公曰:「天下之國莫強於越。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,恐越人之至,為此有道乎?」管子對曰:「君請遏原流,大夫立沼池。令以矩游為樂。則越人安敢至?……請以令隱三川,立員都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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