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宋史》宋史卷九十一 志第四十四 河渠一
宋史卷九十一 志第四十四 河渠一
黃河上
黃河自昔為中國患，河渠書述之詳矣。探厥本源，則博望之說，猶為未也。大元至元二十七年，我世祖皇帝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，始得其詳。今西蕃朵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，其源也。四山之間，有泉近百泓，匯而為海，登高望之，若星宿布列，故名。流出復瀦，曰哈剌海，東出曰赤賓河，合忽闌、也里朮二河，東北流為九渡河，其水猶清，騎可涉也。貫山中行，出西戎之都會，曰闊即、曰闊提者，合納憐河，所謂「細黃河」也，水流已濁。繞昆侖之南，折而東注，合乞里馬出河，復繞昆侖之北，自貴德、西寧之境，至積石，經河州，過臨洮，合洮河，東北流至蘭州，始入中國。北繞朔方、北地、上郡而東，經三受降城、豐東勝州，折而南，出龍門，過河中，抵潼關。東出三門、集津為孟津，過虎牢，而後奔放平壤。吞納小水以百數，勢益雄放，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，旁激奔潰，不遵禹蹟。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，恆被其害，宋為特甚。始自滑臺、大伾，嘗兩經汎溢，復禹蹟矣。一時姦臣建議，必欲回之，俾復故流，竭天下之力以塞之。屢塞屢決，至南渡而後，貽其禍於金源氏，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。
若江，若淮，若洛、汴、衡漳，暨江、淮以南諸水，皆有舟楫溉灌之利者，歷敘其事而分紀之。為河渠志。
河入中國，行太行西，曲折山間，不能為大患。既出大岯，東走赴海，更平地二千餘里，禹迹既湮，河并為一，特以隄防為之限。夏秋霖潦，百川衆流所會，不免決溢之憂，然有司所以備河者，亦益工矣。
自周顯德初，大決東平之楊劉，宰相李穀監治隄，自陽穀抵張秋口以遏之，水患少息。然決河不復故道，離而為赤河。
太祖乾德二年，遣使案行，將治古隄。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，力役且大，遂止；但詔民治遙隄，以禦衝注之患。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，七州之地復罹水災。三年秋，大雨霖，開封府河決陽武，又孟州水漲，壞中潬橋梁，澶、鄆亦言河決，詔發州兵治之。四年八月，滑州河決，壞靈河縣大隄，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、馬步軍都軍頭王廷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，被泛者蠲其秋租。
五年正月，帝以河堤屢決，分遣使行視，發畿甸丁夫繕治。自是歲以為常，皆以正月首事，季春而畢。是月，詔開封大名府、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衞鄭等州長吏，並兼本州河隄使，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。
開寶四年十一月，河決澶淵，泛數州。官守不時上言，通判、司封郎中姚恕棄市，知州杜審肇坐免。五年正月，詔曰：「應緣黃、汴、清、御等河州縣，除準舊制種蓺桑棗外，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。仍案戶籍高下，定為五等：第一等歲樹五十本，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。民欲廣樹蓺者聽，其孤、寡、惸、獨者免。」是月，澶州修河卒賜以錢、鞵，役夫給以茶。三月，詔曰：「朕每念河渠潰決，頗為民患，故署使職以總領焉，宜委官聯佐治其事。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，各置河堤判官一員，以本州通判充；如通判闕員，即以本州判官充。」
五月，河大決濮陽，又決陽武。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，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。翰辭，太祖謂曰：「霖雨不止，又聞河決。朕信宿以來，焚香上禱于天，若天災流行，願在朕躬，勿延于民也。」翰頓首對曰：「昔宋景公諸侯耳，一發善言，災星退舍。今陛下憂及兆庶，懇禱如是，固當上感天心，必不為災。」
六月，下詔曰：「近者澶、濮等數州，霖雨荐降，洪河為患。朕以屢經決溢，重困黎元，每閱前書，詳究經瀆。至若夏后所載，但言導河至海，隨山濬川，未聞力制湍流，廣營高岸。自戰國專利，堙塞故道，小以妨大，私而害公，九河之制遂隳，歷代之患弗弭。凡搢紳多士、草澤之倫，有素習河渠之書，深知疏導之策，若為經久，可免重勞，並許詣闕上書，附驛條奏。朕當親覽，用其所長，勉副詢求，當示甄奬。」時東魯逸人田告者，纂禹元經十二篇，帝聞之，召至闕下，詢以治水之道，善其言，將授以官，以親老固辭歸養，從之。翰至河上，親督工徒，未幾，決河皆塞。
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，河決孟州之溫縣、鄭州之滎澤、澶州之頓丘，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。又遣左衞大將軍李崇矩騎置自陝西至滄、棣，案行水勢。視隄岸之缺，亟繕治之；民被水災者，悉蠲其租。三年正月，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隄，以備水患。滑州靈河縣河塞復決，命西上閤門使郭守文率卒塞之。七年，河大漲，蹙清河，凌鄆州，城將陷，塞其門，急奏以聞。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。
八年五月，河大決滑州韓村，泛澶、濮、曹、濟諸州民田，壞居人廬舍，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。詔發丁夫塞之。隄久不成，乃命使者按視遙堤舊址。使回條奏，以為「治遙堤不如分水勢。自孟抵鄆，雖有隄防，唯滑與澶最為隘狹。於此二州之地，可立分水之制，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，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，南入靈河以通于淮，節減暴流，一如汴口之法。其分水河，量其遠邇，作為斗門，啟閉隨時，務乎均濟。通舟運，溉農田，此富庶之資也。」不報。時多陰雨，河久未塞，帝憂之，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，用太牢加璧以祭。十二月，滑州言決河塞，羣臣稱賀。
九年春，滑州復言房村河決，帝曰：「近以河決韓村，發民治隄不成，安可重困吾民，當以諸軍代之。」乃發卒五萬，以侍衞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，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白馬津，沈以太牢加璧，未幾役成。
淳化二年三月，詔：「長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，經度行視河堤，勿致壞隳，違者當寘于法。」四年十月，河決澶州，陷北城，壞廬舍七千餘區，詔發卒代民治之。是歲，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：「滑州土脈疏，岸善隤，每歲河決南岸，害民田。請於迎陽鑿渠引水，凡四十里，至黎陽合大河，以防暴漲。」帝許之。五年正月，滑州言新渠成，帝又案圖，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，計功十七萬，鑿河開渠，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，凡十五餘里，復合于河，以分水勢。
真宗咸平三年五月，河決鄆州王陵埽，浮鉅野，入淮、泗，水勢悍激，侵迫州城。命使率諸州丁男二萬人塞之，踰月而畢。始，赤河決，擁濟、泗，鄆州城中常苦水患。至是，霖雨彌月，積潦益甚，乃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。若拙請徙於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，詔可。是年，詔：「緣河官吏，雖秩滿，須水落受代。知州、通判兩月一巡隄，縣令、佐迭巡隄防，轉運使勿委以他職。」又申嚴盜伐河上榆柳之禁。
景德元年九月，澶州言河決橫壠埽；四年，又壞王八埽，並詔發兵夫完治之。大中祥符三年十月，判河中府陳堯叟言：「白浮圖村河水決溢，為南風激還故道。」明年，遣使滑州，經度西岸，開減水河。九月，棣州河決聶家口，五年正月，本州請徙城，帝曰：「城去決河尚十數里，居民重遷。」命使完塞。既成，又決於州東南李民灣，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，又請徙於商河。役興踰年，雖扞護完築，裁免決溢，而湍流益暴，壖地益削，河勢高民屋殆踰丈矣，民苦久役，而終憂水患；八年，乃詔徙州於陽信之八方寺。
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，其略曰：
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，挾御河，較其水勢，出大伾、上陽、太行三山之間，復西河故瀆，北注大名西、館陶南，東北合赤河而至于海。因於魏縣北析一渠，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，下出邢、洺，如夏書過洚水，稍東注易水、合百濟、會朝河而至于海。大伾而下，黃、御混流，薄山障隄，勢不能遠。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，百姓獲利，而契丹不能南侵矣。禹貢所謂「夾右碣石入于海」，孔安國曰：「河逆上此州界。」
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，破伯禹古隄，逕牧馬陂，從禹故道，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、通利軍北，挾白溝，復西大河，北逕清豐、大名西，歷洹水、魏縣東，暨館陶南，入屯氏故瀆，合赤河而北至于海。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，正北稍西五里，廣深與汴等，合御河道，逼大伾北，即堅壤析一渠，東西二十里，廣深與汴等，復東大河。兩渠分流，則三四分水，猶得注澶淵舊渠矣。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，合赤河而達于海，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，正北稍西六十里，廣深與御河等，合衡漳水；又冀州北界、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，限水為門，西北注滹沱，潦則塞之，使東漸渤海，旱則決之，使西灌屯田，此中國禦邊之利也。
兩漢而下，言水利者，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。今考圖志，九河並在平原而北，且河壞澶、滑，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，則九河奚利哉。漢武捨大伾之故道，發頓丘之暴衝，則濫兗泛齊，流患中土，使河朔平田，膏腴千里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。今大河盡東，全燕陷北，而禦邊之計，莫大於河。不然，則趙、魏百城，富庶萬億，所謂誨盜而招寇矣。一日伺我饑饉，乘虛入寇，臨時用計者實難；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，成之為易。
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、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、知制誥王曾詳定。中正等上言：「詳垂所述，頗為周悉。所言起滑臺而下，派之為六，則緣流就下，湍急難制，恐水勢聚而為一，不能各依所導。設或必成六派，則是更增六處河口，悠久難於隄防；亦慮入滹沱、漳河，漸至二水淤塞，益為民患。又築堤七百里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，工至四十日，侵占民田，頗為煩費。」其議遂寢。
七年，詔罷葺遙堤，以養民力。八月，河決澶州大吳埽，役徒數千，築新隄，亙二百四十步，水乃順道。八年，京西轉運使陳堯佐議開滑州小河分水勢，遣使視利害以聞。及還，請規度自三迎陽村北治之，復開汊河於上游，以泄其壅溢。詔可。
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，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，俄復潰于城西南，岸摧七百步，漫溢州城，歷澶、濮、曹、鄆，注梁山泊；又合清水、古汴渠東入于淮，州邑罹患者三十二。即遣使賦諸州薪石、楗橛、芟竹之數千六百萬，發兵夫九萬人治之。四年二月，河塞，羣臣入賀，上親為文，刻石紀功。
是年，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，命垂至大名府、滑衞德貝州、通利軍與長吏計度。垂上言：
臣所至，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，注金、赤河，必慮水勢浩大，蕩浸民田，難於隄備。臣亦以為河水所經，不無為害。今者決河而南，為害既多，而又陽武埽東、石堰埽西，地形汙下，東河泄水又艱。或者云：「今決處漕底坑深，舊渠逆上，若塞之，旁必復壞。」如是，則議塞河者誠以為難。若決河而北，為害雖少，一旦河水注御河，蕩易水，逕乾寧軍，入獨流口，遂及契丹之境。或者云：「因此搖動邊鄙。」如是，則議疏河者又益為難。臣於兩難之間，輒畫一計：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，東至大伾，瀉復於澶淵舊道，使南不至滑州，北不出通利軍界。
何以計之？臣請自衞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，河北岸凸處，就岸實土堅引之，正北稍東十三里，破伯禹古隄，注裴家潭，逕牧馬陂，又正東稍北四十里，鑿大伾西山，釃為二渠：一逼大伾南足，決古隄正東八里，復澶淵舊道；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，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，正北稍東五里，開南北大隄，又東七里，入澶淵舊道，與南渠合。夫如是，則北載之高地，大伾二山脽股之間分酌其勢，浚瀉兩渠，匯注東北，不遠三十里，復合于澶淵舊道，而滑州不治自涸矣。
臣請以兵夫二萬，自來歲二月興作，除三伏半功外，至十月而成。其均厚埤薄，俟次年可也。
疏奏，朝議慮其煩擾，罷之。
初，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，聊興葺之，及西南堤成，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。六月望，河復決天臺下，走衞南，浮徐、濟，害如三年而益甚。帝以新經賦率，慮殫困民力，即詔京東西、河北路經水災州軍，勿復科調丁夫，其守扞隄防役兵，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。五年正月，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，城無外禦，築大隄，又疊埽於城北，護州中居民；復就鑿橫木，下垂木數條，置水旁以護岸，謂之「木龍」，當時賴焉；復並舊河開枝流，以分導水勢，有詔嘉奬。
說者以黃河隨時漲落，故舉物候為水勢之名：自立春之後，東風解凍，河邊人候水，初至凡一寸，則夏秋當至一尺，頗為信驗，故謂之「信水」。二月、三月桃華始開，冰泮雨積，川流猥集，波瀾盛長，謂之「桃華水」。春末蕪菁華開，謂之「菜華水」。四月末壟麥結秀，擢芒變色，謂之「麥黃水」。五月瓜實延蔓，謂之「瓜蔓水」。朔野之地，深山窮谷，固陰沍寒，冰堅晚泮，逮乎盛夏，消釋方盡，而沃蕩山石，水帶礬腥，併流于河，故六月中旬後，謂之「礬山水」。七月菽豆方秀，謂之「豆華水」。八月菼薍華，謂之「荻苗水」。九月以重陽紀節，謂之「登高水」。十月水落安流，復其故道，謂之「復槽水」。十一月、十二月斷冰雜流，乘寒復結，謂之「蹙凌水」。水信有常，率以為準；非時暴漲，謂之「客水」。
其水勢：凡移谼橫注，岸如刺毀，謂之「劄岸」。漲溢踰防，謂之「抹岸」。埽岸故朽，潛流漱其下，謂之「塌岸」。浪勢旋激，岸土上隤，謂之「淪捲」。水侵岸逆漲，謂之「上展」；順漲，謂之「下展」。或水乍落，直流之中，忽屈曲橫射，謂之「徑{穴叫}」。水猛驟移，其將澄處，望之明白，謂之「拽白」，亦謂之「明灘」。湍怒略渟，勢稍汨起，行舟值之多溺，謂之「薦浪水」。水退淤澱，夏則膠土肥腴，初秋則黃滅土，頗為疏壤，深秋則白滅土，霜降後皆沙也。
舊制，歲虞河決，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，梢芟、薪柴、楗橛、竹石、茭索、竹索凡千餘萬，謂之「春料」。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，仍遣使會河渠官吏，乘農隙率丁夫水工，收采備用。凡伐蘆荻謂之「芟」，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「梢」，辮竹糾芟為索。以竹為巨索，長十尺至百尺，有數等。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。埽之制，密布芟索，鋪梢，梢芟相重，壓之以土，雜以碎石，以巨竹索橫貫其中，謂之「心索」。卷而束之，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，別以竹索自內旁出，其高至數丈，其長倍之。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，雜唱齊挽，積置於卑薄之處，謂之「埽岸」。既下，以橛臬閡之，復以長木貫之，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，遇河之橫決，則復增之，以補其缺。凡埽下非積數疊，亦不能遏其迅湍，又有馬頭、鋸牙、木岸者，以蹙水勢護隄焉。
凡緣河諸州，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，開封府有陽武埽，滑州有韓房二村、憑管、石堰、州西、魚池、迎陽凡七埽，舊有七里曲埽，後廢。通利軍有齊賈、蘇村凡二埽，澶州有濮陽、大韓、大吳、商胡、王楚、橫隴、曹村、依仁、大北、岡孫、陳固、明公、王八凡十三埽，大名府有孫杜、侯村二埽，濮州有任村、東、西、北凡四埽，鄆州有博陵、張秋、關山、子路、王陵、竹口凡六埽，齊州有采金山、史家渦二埽，濱州有平河、安定二埽，棣州有聶家、梭堤、鋸牙、陽成四埽，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。
仁宗天聖元年，以滑州決河未塞，詔募京東、河北、陝西、淮南民輸薪芻，調兵伐瀕河榆柳，賙溺死之家。二年，遣使詣滑、衞行視河勢。五年，發丁夫三萬八千，卒二萬一千，緡錢五十萬，塞決河，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。十月丙申，塞河成，以其近天臺山麓，名曰天臺埽。宰臣王曾率百官入賀。十二月，濬魚池埽減水河。
六年八月，河決于澶州之王楚埽，凡三十步。八年，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，良山令陳曜請疏鄆、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，遂遣使行視遙隄。明道二年，徙大名之朝城縣于杜婆村，廢鄆州之王橋渡、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。
景祐元年七月，河決澶州橫隴埽。慶曆元年，詔權停修決河。自此久不復塞，而議開分水河以殺其暴。未興工而河流自分，有司以聞，遣使特祠之。三月，命築隄于澶以扞城。八年六月癸酉，河決商胡埽，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，乃命使行視河隄。
皇祐元年三月，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。二年七月辛酉，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。四年正月乙亥，塞郭固而河勢猶壅，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。至和元年，遣使行度故道，且詣銅城鎮海口，約古道高下之勢。二年，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曰：
朝廷欲俟秋興大役，塞商胡，開橫隴，回大河於古道。夫動大衆必順天時、量人力，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，然後必行，計其所利者多，乃可無悔。比年以來，興役動衆，勞民費財，不精謀慮於厥初，輕信利害之偏說，舉事之始，既已蒼皇，羣議一搖，尋復悔罷。不敢遠引他事，且如河決商胡，是時執政之臣，不慎計慮，遽謀修塞。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，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，官吏催驅，急若星火，民庶愁苦，盈於道塗。或物已輸官，或人方在路，未及興役，尋已罷修，虛費民財，為國斂怨，舉事輕脫，為害若斯。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，三十萬人之衆，開一千餘里之長河，計其所用物力，數倍往年。當此天災歲旱、民困國貧之際，不量人力，不順天時，知其有大不可者五：
蓋自去秋至春半，天下苦旱，京東尤甚，河北次之。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，猶恐民起為盜，況於兩路聚大衆、興大役乎？此其必不可者一也。
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，繼以凶年，人戶流亡，十失八九。數年以來，人稍歸復，然死亡之餘，所存者幾，瘡痍未斂，物力未完。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，麥不生苗，將踰暮春，粟未布種，農心焦勞，所向無望。若別路差夫，又遠者難為赴役；一出諸路，則兩路力所不任。此其必不可者二也。
往年議塞滑州決河，時公私之力，未若今日之貧虛；然猶儲積物料，誘率民財，數年之間，始能興役。今國用方乏，民力方疲，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，此一大役也。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，又一大役也。自橫隴至海千餘里，埽岸久已廢，頓須興緝，又一大役也。往年公私有力之時，興一大役，尚須數年，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。此其必不可者三也。
就令商胡可塞，故道未必可開。鯀障洪水，九年無功，禹得洪範五行之書，知水潤下之性，乃因水之流，疏而就下，水患乃息。然則以大禹之功，不能障塞，但能因勢而疏決爾。今欲逆水之性，障而塞之，奪洪河之正流，使人力斡而回注，此大禹之所不能。此其必不可者四也。
橫隴湮塞已二十年，商胡決又數歲，故道已平而難鑿，安流已久而難回。此其必不可者五也。
臣伏思國家累歲災譴甚多，其於京東，變異尤大。地貴安靜而有聲，巨嵎山摧，海水搖蕩，如此不止者僅十年，天地警戒，宜不虛發。臣謂變異所起之方，尤當過慮防懼，今乃欲於凶艱之年，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，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。況京東赤地千里，饑饉之民，正苦天災。又聞河役將動，往往伐桑毀屋，無復生計。流亡盜賊之患，不可不虞。宜速止罷，用安人心。
九月，詔：「自商胡之決，大河注金堤，寖為河北患。其故道又以河北、京東饑，故未興役。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，使歸橫隴舊河，舒一時之急。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、臺諫官，與河渠司同詳定。」
修又上疏曰：
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，未有定論。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，李仲昌請開六塔，互執一說，莫知孰是。臣愚皆謂不然。言故道者，未詳利害之原；述六塔者，近乎欺罔之繆。今謂故道可復者，但見河北水患，而欲還之京東。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，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，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。若言六塔之利者，則不待攻而自破矣。今六塔既已開，而恩、冀之患，何為尚告奔騰之急？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。又開六塔者云，可以全回大河，使復橫隴故道。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，已為濱、棣、德、博之患，若全回大河，顧其害如何？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。
且河本泥沙，無不淤之理。淤常先下流，下流淤高，水行漸壅，乃決上流之低處，此勢之常也。然避高就下，水之本性，故河流已棄之道，自古難復。臣不敢廣述河源，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，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。
初，天禧中，河出京東，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。水既淤澀，乃決天臺埽，尋塞而復故道；未幾，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，今所謂龍門埽者。其後數年，又塞而復故道。已而又決王楚埽，所決差小，與故道分流，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，故又於橫隴大決。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，故道非不能力復，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，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。及橫隴既決，水流就下，所以十餘年間，河未為患。至慶曆三、四年，橫隴之水，又自海口先淤，凡一百四十餘里；其後游、金、赤三河相次又淤。下流既梗，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。然則京東、橫隴兩河故道，皆下流淤塞，河水已棄之高地。京東故道，屢復屢決，理不可復，不待言而易知也。
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，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，其東比銅城以上則稍低，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。若云銅城以東地勢斗下，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，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，亦何緣而大決也？然則兩河故道，既皆不可為，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？臣聞智者之於事，有所不能必，則較其利害之輕重，擇其害少者而為之，猶愈害多而利少，何況有害而無利，此三者可較而擇也。
又商胡初決之時，欲議修塞，計用梢芟一千八百萬，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。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，則必用往年之物數。至於開鑿故道，張奎所計工費甚大，其後李參減損，猶用三十萬人。然欲以五十步之狹，容大河之水，此可笑者；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，倍為六尺，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，自一倍之功，在於人力，已為勞苦。云六尺之方，以開方法算之，乃八倍之功，此豈人力之所勝？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，後功雖小而不實。
大抵塞商胡、開故道，凡二大役，皆困國勞人，所舉如此，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，使其虛費，而商胡不可塞，故道不可復，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。就使幸而暫塞，以紓目前之患，而終於上流必決，如龍門、橫隴之比，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。
若六塔者，於大河有減水之名，而無減患之實。今下流所散，為患已多，若全回大河以注之，則濱、棣、德、博河北所仰之州，不勝其患，而又故道淤澀，上流必有他決之虞，此直有害而無利耳，是皆智者之不為也。今若因水所在，增治隄防，疏其下流，浚以入海，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。
今河所歷數州之地，誠為患矣；隄防歲用之夫，誠為勞矣。與其虛費天下之財，虛舉大衆之役，而不能成功，終不免為數州之患，勞歲用之夫，則此所謂害少者，乃智者之所宜擇也。
大約今河之勢，負三決之虞：復故道，上流必決；開六塔，上流亦決；河之下流，若不浚使入海，則上流亦決。臣請選知水利之臣，就其下流，求入海路而浚之；不然，下流梗澀，則終虞上決，為患無涯。臣非知水者，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耳。願下臣議，裁取其當焉。
預議官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：開故道，誠久利，然功大難成；六塔下流，可導而東去，以紓恩、冀金堤之患。
十二月，中書上奏曰：「自商胡決，為大名、恩冀患。先議開銅城道，塞商胡，以功大難卒就，緩之，而憂金堤汎溢不能捍也。願備工費，因六塔水勢入橫隴，宜令河北、京東預完堤埽，上河水所居民田數。」詔下中書奏，以知澶州事李璋為總管，轉運使周沆權同知潭州，內侍都知鄧保吉為鈐轄，殿中丞李仲昌提舉河渠，內殿承制張懷恩為都監。而保吉不行，以內侍押班王從善代之。以龍圖閣直學士施昌言總領其事，提點開封府界縣鎮事蔡挺、勾當河渠事楊緯同修河決。修又奏請罷六塔之役，時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議，疏奏亦不省。
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，塞商胡北流，入六塔河，不能容，是夕復決，溺兵夫、漂芻藁不可勝計。命三司鹽鐵判官沈立往行視，而修河官皆謫。宦者劉恢奏：「六塔之役，水死者數千萬人，穿土干禁忌；且河口乃趙征村，於國姓、御名有嫌，而大興臿斸，非便。」詔御史吳中復、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澶，劾仲昌等違詔旨，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進約，以致決潰。懷恩、仲昌仍坐取河材為器，懷恩流潭州，仲昌流英州，施昌言、李璋以下再謫，蔡挺奪官勒停。仲昌，垂子也。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。
五年，河流派別于魏之第六埽，曰二股河，其廣二百尺。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，至魏、恩、德、博之境，曰四界首河。七月，都轉運使韓贄言：「四界首古大河所經，即溝洫志所謂『平原、金堤，開通大河，入篤馬河，至海五百餘里』者也。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，可一月而畢。支分河流入金、赤河，使其深六尺，為利可必。商胡決河自魏至于恩冀、乾寧入于海，今二股河自魏、恩東至于德、滄入于海，分而為二，則上流不壅，可以無決溢之患。」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。七年七月戊辰，河決大名第五埽。
英宗治平元年，始命都水監浚二股、五股河，以紓恩、冀之患。初，都水監言：「商胡堙塞，冀州界河淺，房家、武邑二埽由此潰，慮一旦大決，則甚於商胡之患。」乃遣判都水監張鞏、戶部副使張燾等行視，遂興工役，卒塞之。
神宗熙寧元年六月，河溢恩州烏欄堤，又決冀州棗彊埽，北注瀛。七月，又溢瀛州樂壽埽。帝憂之，顧問近臣司馬光等。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、冀、深、瀛等州，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，而河北都轉運司言：「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，役一月成。今方災傷，願徐之。」都水監丞宋昌言謂：「今二股河門變移，請迎河港進約，簽入河身，以紓四州水患。」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，開二股以導東流。於是都水監奏：「慶曆八年，商胡北流，于今二十餘年，自澶州下至乾寧軍，創堤千有餘里，公私勞擾。近歲冀州而下，河道梗澀，致上下埽岸屢危。今棗彊抹岸，衝奪故道，雖創新堤，終非久計。願相六塔舊口，并二股河導使東流，徐塞北流。」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：「黃、御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，經乾寧軍、滄州等八砦邊界，直入大海。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，深八九丈，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，深五六丈。其勢愈深，其流愈猛，天所以限契丹。議者欲再開二股，漸閉北流，此乃未嘗覩黃河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。」
十一月，詔翰林學士司馬光、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，乘傳相度四州生堤，回日兼視六塔、二股利害。二年正月，光入對：「請如宋昌言策，於二股之西置上約，擗水令東。俟東流漸深，北流淤淺，即塞北流，放出御河、胡盧河，下紓恩、冀、深、瀛以西之患。」
初，商胡決河自魏之北，至恩、冀、乾寧入于海，是謂北流。嘉祐五年，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，遂為二股，自魏、恩東至于德、滄，入于海，是謂東流。時議者多不同，李立之力主生堤，帝不聽，卒用昌言說，置上約。
三月，光奏：「治河當因地形水勢，若彊用人力，引使就高，橫立堤防，則逆激旁潰，不惟無成，仍敗舊績。臣慮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，急於見功，遽塞北流。而不知二股分流，十里之內，相去尚近，地勢復東高西下。若河流併東，一遇盛漲，水勢西合入北流，則東流遂絕；或於滄、德堤埽未成之處，決溢橫流。雖除西路之患，而害及東路，非策也。宜專護上約及二股堤岸。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，則此去河勢自東，近者二三年，遠者四五年，候及八分以上，河流衝刷已闊，滄、德堤埽已固，自然北流日減，可以閉塞，兩路俱無害矣。」
會北京留守韓琦言：「今歲兵夫數少，而金堤兩埽，修上、下約甚急，深進馬頭，欲奪大河。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，是以可容漲水。今截去八百步有餘，則將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，下流既壅，上流蹙遏湍怒，又無兵夫修護堤岸，其衝決必矣。況自德至滄，皆二股下流，既無堤防，必侵民田。設若河門束狹，不能容納漲水，上、下約隨流而脫，則二股與北流為一，其患愈大。又恩、深州所創生堤，其東則大河西來，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，腹背受水，兩難扞禦。望選近臣速至河所，與在外官合議。」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，命同茂則再往。
四月，光與張鞏、李立之、宋昌言、張問、呂大防、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，濟河，集議於下約。光等奏：「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，不礙河行。但所進方鋸牙已深，致北流河門稍狹，乞減折二十步，令近後，仍作蛾眉埽裹護。其滄、德界有古遙堤，當加葺治。所修二股，本欲疏導河水東去，生堤本欲捍禦河水西來，相為表裏，未可偏廢。」帝因謂二府曰：「韓琦頗疑修二股。」趙抃曰：「人多以六塔為戒。」王安石曰：「異議者，皆不考事實故也。」帝又問：「程昉、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？」安石以為可治。帝曰：「欲作簽河甚善。」安石曰：「誠然。若及時作之，往往河可東，北流可閉。」因言：「李立之所築生堤，去河遠者至八九十里，本計以禦漫水，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著，臣恐漫水亦不可禦也。」帝以為然。五月丙寅，乃詔立之乘驛赴闕議之。
六月戊申，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二股工役。呂公著言：「朝廷遣光相視董役，非所以褒崇近職、待遇儒臣也。」乃罷光行。
七月，二股河通快，北流稍自閉。戊子，張鞏奏：「上約累經泛漲，并下約各已無虞，東流勢漸順快，宜塞北流，除恩冀深瀛、永靜乾寧等州軍水患。又使御河、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，則漕運無壅遏，郵傳無滯留，塘泊無淤淺。復於邊防大計，不失南北之限，歲減費不可勝數，亦使流移歸復，實無窮之利。且黃河所至，古今未嘗無患，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。惟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，閉口修堤，工費甚夥，所當預備。望選習知河事者，與臣等講求，具圖以聞。」乃復詔光、茂則及都水監官、河北轉運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，有所不同，各以議上。
八月己亥，光入辭，言：「鞏等欲塞二股河北流，臣恐勞費未易。或幸而可塞，則東流淺狹，隄防未全，必致決溢，是移恩、冀、深、瀛之患於滄、德等州也。不若俟三二年，東流益深闊，堤防稍固，北流漸淺，薪芻有備，塞之便。」帝曰：「東流、北流之患孰輕重？」光曰：「兩地皆王民，無輕重；然北流已殘破，東流尚全。」帝曰：「今不俟東流順快而塞北流，他日河勢改移，奈何？」光曰：「上約固則東流日增，北流日減，何憂改移。若上約流失，其事不可知，惟當併力護上約耳。」帝曰：「上約安可保？」光曰：「今歲創修，誠為難保，然昨經大水而無虞，來歲地腳已牢，復何慮。且上約居河之側，聽河北流，猶懼不保；今欲橫截使不行，庸可保乎？」帝曰：「若河水常分二流，何時當有成功？」光曰：「上約苟存，東流必增，北流必減；借使分為二流，於張鞏等不見成功，於國家亦無所害。何則？西北之水，併於山東，故為害大，分則害小矣。鞏等亟欲塞北流，皆為身謀，不顧國力與民患也。」帝曰：「防捍兩河，何以供億？」光曰：「併為一則勞費自倍，分二流則勞費減半。今減北流財力之半，以備東流，不亦可乎？」帝曰：「卿等至彼視之。」
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，鞏等因欲閉斷北流，帝意嚮之。光以為須及八分乃可，仍待其自然，不可施功。王安石曰：「光議事屢不合，今令視河，後必不從其議，是重使不安職也。」庚子，乃獨遣茂則。茂則奏：「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，北流止二分。」張鞏等亦奏：「丙午，大河東徙，北流淺小。戊申，北流閉。」詔奬諭司馬光等，仍賜衣、帶、馬。
時北流既塞，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，汎濫大名、恩德滄、永靜五州軍境。三年二月，命茂則、鞏相度澶、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、隄防利害。時方濬御河，韓琦言：「事有緩急，工有後先，今御河漕運通駛，未至有害，不宜減大河之役。」乃詔輟河夫卒三萬三千，專治東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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